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辦的“費德里科·費里尼百年誕辰紀念放映”綿延了兩個月，放票時間一到，幾乎都是秒光——久曠的京城文藝群眾像饑餓的孩子撲向了面包。我幸運地搶到了其中五場，最喜歡的依然是《卡比利亞之夜》和《大路》，但復習這兩個故事，實在需要勇氣。

卡比利亞那樣善良天真，她想要愛情，但心懷不良的“愛人”不僅搶她的錢，還想要她的命，第一個這樣，第二個還這樣；上帝其實救了《大路》里的杰爾索米娜兩次，一次化身為走鋼絲的“傻子”，一次化身為修女，但她還是從了自己的心，直到被棄置在路旁。她未被拯救，卻把一只獸變成一個會痛哭的人。

看完《大路》，在京城初冬寒意森森的街頭走了半小時，沒辦法，得緩緩，再回家。還好，費里尼之旅以清明上河圖一般的《阿瑪柯德》作為收束。這是費里尼寫給童年寫給故鄉的一封綿密的情書，多少后來者從中偷一勺略加勾兌，就是芳香四溢的佳釀，巧得很，最會偷的那幾位，朱塞佩·托納多雷、庫斯圖里卡……都是我的心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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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純屬巧合還是別具匠心，電影資料館給費里尼選了一位再合適不過的僚機“護航”，兩輪紀念放映，最后都“配售”了庫斯圖里卡的《地下》。

《阿瑪柯德》以一場婚禮結束了里米尼小鎮的“四季歌”，小鎮女神離去，她跟著一個法西斯軍官踏上了未知的旅程；《地下》的尾聲也是一場熱鬧的婚禮，所有的逝者重聚，他們永離晦暗的地下，在歡快熱烈的音樂中載歌載舞，突然大地開裂，一條裂縫正好出現在新人的桌腳下，它漸漸脫離大陸，成為一個兀自漂移的小小板塊，既像避世的諾亞方舟，又仿佛隨時會崩塌沉沒，正如希望之微茫與不可或缺。

何止《地下》，一場又唱又跳大吃大喝蹦來蹦去的婚禮，已經成了庫斯圖里卡電影的標配，那種巴爾干半島狄奧尼索斯式的狂歡總是又狗血，又悲涼。

《地下》為庫斯圖里卡贏得第二個金棕櫚獎，這次重看，發現導演也出鏡了——當欺世盜名的馬高搖身一變，繼續以軍火商的身份在巴爾干新亂局中取利時，他演了一個與之討價還價的小軍閥。這場談判過后，馬高就被他的親兄弟棒殺并且挫骨揚灰。死前，這個靠著瞞和騙過了一生的男人悲摧地說：“戰爭從來不是戰爭，直到有一個人殺死了自己的兄弟。”

表達悲傷的方法很多，有人以眼淚，有人以憤怒，有人以沉默，而庫斯圖里卡是以笑以鬧以癲以狂，他用最沒心沒肺的大笑壓制著欲蓋彌彰的故國黍離之悲、兄弟鬩墻之痛?；蛟S那片土地千年以來荒唐乖張的命運，與如此荒誕不經的調調最匹配。

片尾，殺兄后自縊的弟弟直視鏡頭，一張仿佛從未被欺瞞與驚嚇的臉上灑滿陽光，他不再結巴，用詩一樣的語言直抒胸臆：“我們在此建起房屋，有紅頂和煙囪，以便鸛鳥作巢；敞開大門，迎接最尊貴的客人。那些綠色的草地，讓我們回想起自己的家鄉。感謝養育我們的土地和給予我們溫暖的陽光，當我回憶起祖國，總是帶著痛苦憂傷和歡樂。當我們給孩子講起童話時，總是這樣開頭：從前啊，有一個國家……”

去年春天，京郊曾舉辦過一場“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個展”，她如今已經是世界著名的行為藝術之母。與庫斯圖里卡一樣，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前南的紅二代。那次展覽有一段她2002年的視頻作品《英雄》，畫面中，阿布拉莫維奇騎在一匹白馬上，手擎一面白旗，她的身體幾乎完全靜止不動，只有白旗和黑發迎風飄揚。這個作品是阿布拉莫維奇向她的父親致敬，她的父母都曾經獲得過“國家英雄”的勛章，她是兩個反法西斯戰士的血脈。視頻中一直有一個女聲在低吟，唱的是鐵托時代南斯拉夫的國歌。

阿布拉莫維奇最為人熟知的，是她與愛人烏雷合作的那些作品，不著文字卻寫盡親密關系中的難分難舍難忍難受，對于已經消失的故國故人，其復雜與牽絆，恐怕也是一言難盡吧。

“從前啊，有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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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斯圖里卡是跨界高手，他還有自己的樂隊，三年前曾經以音樂人的身份到上海演出。此外，他還曾被授予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如果讀過他寫的回憶錄《我身在歷史何處》、小說集《婚姻中的陌生人》，當知實至名歸。

那部回憶錄里有一章，“謝謝你，費里尼”，那是一段讓人笑到打跌的文字：1975年，《阿瑪柯德》來到了布拉格，當時，庫斯圖里卡正在那里學電影。文藝青年們都嗷嗷激動，同去瞻仰大師新作，而我們可愛的小庫同學，居然當電影剛剛演到春天柳絮紛飛的時候，就昏睡了過去，直到被電影結束后一陣雷鳴般的掌聲驚醒。周圍的同學報之以輕蔑的眼神，仿佛在說：“他就是個巴爾干來的原始人，看費里尼的電影都能睡著。”

問題是，第二次向《阿瑪柯德》發起沖刺的時候，他，居然，在柳絮飄飄的時候，又睡著了！而且再次從頭睡到尾！第三次，還是柳絮一起，瞌睡蟲發威。

——啊，如果有誰曾昏睡在大師大作之前，請不要羞慚不要自責，畢竟，庫斯圖里卡也當場昏迷了三次！

直到有一天，他終于和自己心愛的姑娘坐在一起，“在這部杰作面前驚得說不出話來。”

他說，《阿瑪柯德》就像是一場宇宙大爆炸，也從此成為他電影創作的源泉。“我就以這部電影為標尺衡量我的電影生涯……我要拍這個世界上的人類，人的面孔不能脫離其所處的環境，我能有這個理念，得感謝自己曾看了不下十幾遍《阿瑪柯德》。謝謝你，費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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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在歷史何處》還藏著許多讓人驚喜的電影世界族系與家譜，比如“西巴叔叔”。他是庫斯圖里卡父親的好朋友，庫家?？?，也是小庫走向電影的引路人，并且還可以稱得上是他愛情乃至性的啟蒙者（欲知詳情，請支持實體書！），這位西巴叔叔就是前南斯拉夫著名的電影導演哈伊魯丁·西巴·克爾瓦瓦茨，他的兩部作品在中國家喻戶曉：《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還有，《橋》。

而且，庫斯圖里卡曾經在其中出鏡：“憑借一句‘真走運，那兒就一個站崗的，咱們把他們都炸上天！’我的名字有生以來第一次出現在了南斯拉夫電影的片頭字幕中。在這部名為《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的電影里，我僅有這一句臺詞，然而正是這部電影甚至讓克爾瓦瓦茨在人口眾多的中國都出了名。”

中國觀眾對接下來的情節十分熟悉，埋伏好的德軍用機關槍掃射，這幾個熱血青年倒地而亡，其中就有那位老鐘表匠謝赫的女兒，穿著裙子的姑娘緩緩倒地，像一朵開得最盛的花兒陡然在風中飄零。

隨著南斯拉夫的分崩離析，這位導演的結局特別令人唏噓。庫斯圖里卡的父親在電話里啜泣著把西巴叔叔去世的消息告訴庫斯圖里卡，他那時正在紐約著手創作《地下》。“我十幾歲的時候，是西巴·克爾瓦瓦茨為我找到了救命良方：他把對電影的熱愛灌注進了我的身體里。此刻，他的離去，完全淹沒了紐約的風景。”

1992年，庫斯圖里卡的父親也去世了；同年，南斯拉夫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就連史上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安德里奇也已經不能見容于重新排列組合過的國家，他的塑像被推倒了。這位偉大的作家曾經這樣描寫巴爾干的人們：他們的愛是那么遙遠，而他們的恨又是那么近。穆斯林望著伊斯坦布爾，塞爾維亞人望著莫斯科，而克羅地亞人望著梵蒂岡。他們的愛在那兒，而他們的恨在這兒。

幾年前我曾經踏上過巴爾干那片神奇的土地。薩拉熱窩的米里雅茨河上有很多橋，最著名的當然是那一座——1914年6月28日，一名塞爾維亞青年在橋頭槍殺了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夫婦。此后，那座橋以射擊者的名字普林西普命名，如今，它已經恢復了之前的名字，拉丁橋。橋邊有一座主題博物館，講的就是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薩拉熱窩事件。在新的敘事中，普林西普已經從民族英雄嬗變為跡近小丑，唯有土耳其仍是“反派擔當”。

庫斯圖里卡出生在薩拉熱窩，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時代，現在，這個城市是波黑的首都，他的國籍已經變成了塞爾維亞。

城頭變幻，世事無常，“我身在歷史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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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費里尼去世。這對庫斯圖里卡的沖擊比柏林墻的倒塌還要嚴重。“費里尼離開了人世，我們這些信徒在20世紀的末尾成了孤兒。”

卡比利亞與杰爾索米娜的扮演者、費里尼的妻子朱麗葉塔曾經在羅馬街頭被騎搶，過了兩天，飛賊們用奇特的方式把她的包包還了回來，還寫了張紙條：“對不起，杰爾索米娜！”

看完《卡比利亞之夜》的當天晚上，我又趕到繁星戲劇村看了一出描寫蘇東坡在黃州的京劇《一蓑煙雨》，恍兮惚兮，二者竟然發生了奇異的粘連：一個是意大利小妓女，一個是中國大文豪，她在備受欺凌后仍然含淚而笑，他在顛沛流離之際，笑吟吟地說，“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庫斯圖里卡的父親有一句話影響了他一生：“死亡是未經證實的謠言”；費里尼說：“夢是唯一的現實”；阿布拉莫維奇說：“坦白地說，愛才是最重要的事”……

偉大的藝術家都有著驚人的誠實，最孤僻的怪咖都可以從他們那里獲悉一個無比重要的事實：原來我并不孤單，原來我所有的感受都曾經被表達。偉大的藝術家就是散布在人間的守護天使，他們挖掘了穿越時空的秘密通道，這些通道布滿了全宇宙，有時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 (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