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要如何想象這個社會？既是社會對于年輕人的回應，也應該是年輕人自己摸索出答案的過程。“有個性的人等于不合群的人嗎”“不遵守規則的人是討厭的人嗎”，相比于讓年輕人自己來思考這些問題，更重要的是要讓年輕人思考，為什么這些問題會出現在我們的視域中？學者認為，對于當下十分火紅的多檔職場類真人秀而言，要小心行業和職業的多樣性被扁平化，也需避免將各種個性鮮明的年輕人抽象化。

《初入職場的我們》（芒果TV）、《閃閃發光的你》（江蘇衛視）是兩檔正在相應平臺熱播的真人秀節目。與已經開播兩季的《令人心動的offer》一樣，它們代表了真人秀節目的一種細化類型、觀察類真人秀的新現象——職場觀察類真人秀。

如果我們不止將這種新的真人秀類型當作文化商品，更將其視為大眾對自身的潛在表達，那么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逐漸清晰的問題：即將或剛剛進入城市辦公室里工作的年輕人，應該找到并遵循存在于職場和社會之中的行事準則嗎？對于大眾的這種表達和需求，真人秀這種亦真亦假、在人的“真實”和“表演”的不同領域間曖昧游走的現實建構媒介，正為年輕人設定何種職場和人生的規則呢？

2019年，真人秀節目《新職員誕生記：好人》（Good People）走紅，策劃和出品方是曾經制作了《心動的信號》（Hea r t Signa l）這檔人氣真人秀節目的民營媒體Channe l A。節目以幾個城市普通人的平行交匯為線索，繪制年輕人追逐愛情和事業的“典型”圖景，精心挑選和呈現的是符合“普通”印象的年輕人，具有同齡人中的光鮮和“缺陷”，在克服“缺陷”、努力獲得成功的過程中，為年輕觀眾展現出可資效仿的理想模樣。

這兩檔在東南亞多國年輕人群中吸引了廣泛關注的節目模式，經由騰訊視頻的購買和引進，轉化為本土的同類型真人秀，帶動了其后同類節目的開發。節目中的普通人在求愛和求職道路上的經歷，以編劇的腳本為基準而展開，也帶著“真人”遭遇情境時的細節，想要以可信和親和的方式，把“競爭”的規則和“獲勝”道路上的貼士，嵌入年輕觀者的內心。在文本構建、話題討論的相互作用下，如何在職場求生，成了一個似乎真實存在的顯性問題，甚至溢出了辦公室的邊界，推動了社會規則的討論。從這個角度上說，節目已經不止在構建年輕人的社會心理邊界，更在構建人們對職場規則意識的想象和態度。

職場節目并不是新鮮事，早在2010年及其后，在上星衛視之間激烈競爭收視率的背景下，已經有多檔職場節目開播，并且經久不衰，比如《非你莫屬》（天津衛視）、《職來職往》（中國教育電視臺）、《你好！面試官》（深圳衛視），這三檔節目在公眾知名度上都名列前茅。新出現的職場觀察類真人秀，與這三檔職場節目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新嵌入的“觀察”者敘事視角，這個視角為節目中的“真人”世界（以及觀看者的世界）設定了認知和行動的框架。也就是說，節目將普通人活動的“真人秀”敘事序列，置于“演播室”主持人和嘉賓的評論、交談的元敘事視野范圍之內，前者的一舉一動，都經由演播室“觀察”者的品評、分析而放大和肯定、縮小和否決，成為一種用來明晰職場規范的證據。這兩個敘事序列的平行交叉，為節目創造出戲劇性的張力、懸念、期待，因為演播室中的判斷，決定了誰可以（在執行任務和獲得同情方面）成為真人秀的勝出方。由于“觀察”者決定了“真人”的命運，前者的知識結構和價值標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構建了“現實”世界運行的邏輯。這些“觀察”者往往是在某個行業里經歷摸爬滾打，積累了一套成功學心得的人，經由他們的“授權”的知識，被構建成一種可以拿來當作捷徑、直達目的的手段。設定了合法與違規邊界的權威話語，讓“觀察”者成為一種客觀理念的化身，這是此類真人秀有別于其他同類主題但沒有演播室場景的真人秀節目（如《我和我的經紀人》）的根本：對于后者而言，觀看者仍然掌握一定程度的、判斷上的主動權。

也許年輕的觀者在類似的可以“下飯”的形式中，不知不覺獲得了一套用于自身日常實踐的原則和程序。當她們合上外賣餐盒，選擇面試的衣服時，也許一個困惑閃過腦海：“面試時應該暴露自己的野心嗎”，也許這時她們會想起節目中的提醒。當她們面對帶教的部門中層主管時，也許會按照節目“觀察”者的指導，把工作中被領導罵哭看作一件并不丟人的、自然而然的事。節目中被精心篩選和引導、討論的話題，隨著社交網絡而進駐大眾的心靈。重要的不是大眾看到這些熱議的話題時該如何選擇，重要的是，這些話題已經鼓勵她們將自己的世界看作是話題本身，選A或者B，已經不重要了，她們已經陷入了一套被設定好了的邏輯，并且已經開始按照這套邏輯積極運轉了。

這類節目想象著它們的目標受眾應該與節目中的普通年輕素人一樣，是20歲出頭的年輕人，在一二線城市奮斗，或者將奔赴于此、為之奮斗當作夢想；她們或者即將大學畢業，或者初入職場，正處于人生的轉折階段，一個價值觀重塑的真空地帶，她們迫切需要獲得有關社會這個陌生場域的知識，以便在其中順利而自信地確定某個屬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現實并非如此；律政、金融、市場營銷、演藝經紀，這些行業和崗位并不一定適用于所有行業和崗位上的年輕從業者。當迥異的個體用同樣要從“競爭”中“取勝”的意識和手段來規范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時，車間女工也變成了律所實習生，失去了“小馬過河”的自由理性。不同于節目中清晰的邊界和規則，現實是由各種不同的場域所構成的，而每個場域有其動態的構成機制，每個參與者都為某個場域帶來貢獻和改寫的力量。

當職場觀察類真人秀把明確設定的一套行事為人奧秘當作手冊來創造親和力的時候，一方面，行業和職業的多樣性被扁平化了，另一方面，種種個性不盡相同的普通年輕人也被抽象化了。似乎只能看到在人口和資本集中的大城市中向上攀登、只以站住腳跟為目的的奮斗者，他們年輕、帥氣靚麗、干凈整潔、處在精英的云端，有著比同齡的更多人優越得多的機會。然而，如果那些并不享有如此資源的年輕人，將權威性的規則當作不被質疑的信條，奉行于自己的人生之中，他們特定生命的價值和個性要安放于何處呢？

真人秀要如何想象這個社會？這既是社會對于年輕人的回應，也應該是年輕人自己摸索出答案的過程。“有個性的人等于不合群的人嗎”“不遵守規則的人是討厭的人嗎”，相比于讓年輕人自己來思考這些問題，更重要的是，節目要讓年輕人思考，為什么這些問題會出現在我們的視域中？它們真的那么值得討論嗎？真實影像的研究學者Ste l l a Bruzzi認為，真人秀之所以具有吸引人的力量、具有文化上的價值，就在于它的游戲性，在于它能夠調動觀看者投身一場辨別的游戲：辨別哪面是“真”、哪面是“秀”。在這個審美的活動中，觀者構建自己的判斷力。然而，如果演播室成為端坐“云上”、俯視人生的權威，如果評論沒有意見的交鋒，如果演播室也是一個長幼有序、論資排輩的家長結構，那么“真人秀”中的參與者、節目的觀看者，都無法參與到游戲中來。對于真人秀而言，如果它期盼自己成為大眾自我表達媒介，而不止是一種消費品，也許它應該少一些預設的斷定，多一些真真假假的游戲。

（徐亞萍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