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國電影票房市場超越北美，首次成為全球第一大票倉。

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但中國電影正在穩步恢復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不難發現，其中的主旋律電影是當下中國電影市場得以復蘇的關鍵。《八佰》是疫情后第一部定檔的主旋律商業大片，對提振市場信心起了巨大的作用，最終《八佰》票房超過30億元。隨之而來的國慶檔，主旋律拼盤電影《我和我的家鄉》成為中流砥柱，票房亦突破25億元。今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以抗美援朝為題材的主旋律電影《金剛川》近日已上映，同樣叱咤市場。

這幾年來，主旋律商業大片已成為中國電影市場最賣座的電影類型之一，主旋律大片不斷地主流化，從前幾年的《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中國機長》《我和我的祖國》到今年的《八佰》《我和我的家鄉》，主旋律電影接連取得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

而在10年前，這樣的雙豐收是很難想象的。因為曾經一段時間里，觀眾常將主旋律電影與“教條”“說教味濃”“可看性不強”等觀念聯系起來。那么，這些年來，從主旋律電影到主流大片究竟走過了怎樣一條改變之路？

主旋律的起源

一般認為，主旋律這一概念始于1987年。在那一年的相關會議上，“弘揚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口號被明確提出。主旋律是從音樂學當中借用過來的，它原是指音樂演奏中一個聲部的主要曲調，而在電影創作中強調主旋律，是要求電影以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傳達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為首要任務。更具體地說，“主旋律概念的核心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信仰共產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這些形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后來又加入了繼承民族優秀傳統，倡導愛國主義精神、學習一切優秀文化等內容，形成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

在主旋律被提出來之前，我國就有大量這一類型的電影。只不過在20世紀80年代的發展背景下，主旋律創作成為尤為迫切的任務，并成為許多電影人的創作自覺。在市場化浪潮的沖擊下，娛樂電影是當時電影的主流。電影主管部門敏銳意識到，由商業文化邏輯主導的電影創作，與主旋律電影創作之間的裂痕需要彌合。

此后幾年時間，主旋律電影創作進入提速期，作品主要有兩類。一類以中國共產黨發展過程中的歷史事件為素材的“革命歷史題材”，特別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比如《巍巍昆侖》《開國大典》和《大決戰》系列（包括《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另一類是我黨重要政治人物的傳記類影片，比如《彭大將軍》《毛澤東和他的兒子》《周恩來》《焦裕祿》等。這些主旋律創作傳播正義、催人奮進、凝聚人心，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主旋律電影自誕生之日起，從選題審批、投資制作、發行宣傳到影院排片都帶有計劃經濟的特征。按傳統路徑，其強調電影的宣傳與教化功能，電影的商業屬性與藝術屬性表現不夠。這造成有些主旋律電影藝術形式僵化、視聽語言老套、人物刻畫扁平、傳播理念陳舊、營銷手段單一，難以適應觀眾的審美需求。有數據顯示，在21世紀初的10年中，商業大片占據了90%的電影放映市場份額，主旋律電影面臨著“叫好但難叫座”的挑戰。

主旋律電影的轉型，迫在眉睫。

思想性的拓寬

主旋律本身并不會過時。在資本市場全球化、傳播媒介多樣化、輿論場眾聲喧嘩的背景下，主旋律愈是要發出最強音。尤其要注意到，美國大片以其高度工業化水準在全球電影市場攻城略地的同時，也實現著美式價值觀的滲透，如在“美國夢”的打造上，好萊塢功不可沒。

思想性是主旋律電影的核心，其體現在主旋律電影對意識形態的承載。如電影理論家托馬斯·沙茲所說：“不論它的商業動機和美學要求是什么，電影的主要魅力和社會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屬于意識形態的，電影實際上在協助公眾去界定那迅速演變的社會現實并找到它的意義。”在創作實踐中，主旋律電影要滿足人民的審美需求，不僅要體現出國家意志，也要體現出人民意志，將主流價值、主流意識與受眾認同、大眾審美、市場認可等有機結合。

主旋律電影思想性的拓寬，體現在創作者找到了表達主旋律思想性的新方式，從簡單的宣傳教化走向寬容開放，甚至是輕松創新的呈現。一個鮮明的變化是，主旋律題材的人性化和平民化，即不僅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英模事跡，也有普通人的故事。像《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都是從小人物切入大歷史，沒有說教，而是在個人、集體、國家三者之間找到平衡點——在集體主義中實現個人理想與自我價值，將愛祖國、愛家鄉的情懷浸潤在每一位觀眾的心中。

另外一個變化是，主旋律電影從著重歷史敘述、遠離當下現實，到既關注重大歷史，也觀照現實和暢想未來。像《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均根據21世紀以來發生的重大事件改編，主旋律電影的思想表達有了更多的“及物性”，“國家”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拯救公民、保護公民、匡扶正義的形象，主流價值變得真實可感。

類型片的延展

主旋律電影的拓寬，體現在思想層面，也體現在其觀賞性層面。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戴錦華在評述《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時，強調說這三部產生票房奇跡的主旋律都是動作片這一類型，“它是動作片，它的成功首先是動作片的成功，然后才是電影當中有效傳遞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

換言之，主旋律不僅要弘揚主流文化，也要追求市場效應的主流化，自覺地去尋求與受眾審美的契合點。這就是主旋律的類型片化，因為類型片化是觀眾審美經驗的總結，是一種穩妥有效的敘事策略。

經過多年發展，越來越多的主旋律大片找到了類型片的依托，它們將主旋律與戰爭、史詩、動作、冒險、懸疑、警匪、科幻、喜劇等類型元素相結合。參與主旋律電影制作的主體不僅有國有制片廠，也有民營制片廠，電影創作時一方面有相關部門的鼎力協助，另一方面則按照商業類型片的規律進行制作、拍攝、宣傳，這也加快了主旋律電影類型片的進程。由此，主旋律具備了引領市場的巨大潛能，并進階為市場上的主流大片。

例如，《建黨偉業》《建軍大業》《建國大業》，將軍事、歷史與商業相結合，“明星扎堆”讓電影獲得廣泛關注；《戰狼2》《紅海行動》《八佰》《金剛川》，都是戰爭軍事片，嫻熟地運用槍火交鋒、特技爆破、海陸空多棲作戰等商業類型元素，制造了種種視覺奇觀；《我和我的家鄉》運用了大量喜劇元素，呈現的喜劇效果令觀眾印象深刻……

除了思想性與商業性，一些主旋律大片也不斷拓展著影片的藝術性，創新表達方式、豐富敘事手法，讓電影最終實現了思想性、商業性和藝術性的和諧統一。比如《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的拼盤模式，《金剛川》的復調敘事，都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主旋律的邊界

主旋律向類型片延展，也要注意把握一個邊界問題。

比如在塑造正面形象時，當前的主旋律大片打破人物的“神性”，賦予其更多人性與平民性，給正面角色祛魅。這是可取的創作手法，因為平民英雄更接近真實，也可縮短觀眾與英雄之間的距離。然而，假若過猶不及地戲謔和消解正面形象的英雄品質，則會走向歷史虛無主義，導致主旋律墮入失重狀態。

比如主旋律電影在處理歷史題材時，也要慎重處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邊界，不能盲目追求戲劇沖突，導致情節既不符合藝術邏輯，也不符合真實邏輯。

思想性、商業性與藝術性的統一，政治邏輯、市場邏輯與藝術邏輯的并行不悖，讓如今的主旋律電影紛紛成為主流大片。主旋律電影也成為電影投資的新熱點。恰恰身處“熱”之中時，主旋律電影的創作與發展更需要“冷”思考，以使未來的發展更健康遒勁。

總的來說，我國的主旋律電影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跨越式的進步。我們要在此基礎上總結經驗、揚長避短、練好內功，讓主旋律電影進一步成為主流大片，讓主流價值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