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劇團與中間劇場聯合出品、李建軍導演的戲劇《人類簡史》開場，以20余名素人演員借助依次上臺，穿上他們散落在地面上的各式各樣鞋子的方式，在觀眾面前完成自我身份的認同。但這種認同屬于淺層次且止于小團體，演員們的鞋子并非能夠辨識灰姑娘唯一性的玻璃鞋，掃視圍坐在舞臺四周的觀眾，臺上20多雙鞋子中的某一雙，可能正被臺下的某一位穿在腳上，只是尺碼或許有大小之差。

個性被趨同改造，反映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多個階段，在充斥圖片與視頻的當下體現得更為明顯。我們無論物質還是精神層面的消費與拒絕行為，買某個品牌的衣服不買某個牌子的食物，看某檔綜藝不看某部電影，很多時候都與形形色色的媒介滲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有關。當然，位高權重者可以通過高端定制或者類似過去堂會性質的家庭宴會等形式，把稀缺的物質或精神財富占有，心理上將上等人的優越感放大。但是對于普羅大眾而言，被媒介帶著節奏，確切說是跟著名家、明星、網紅等的“指導”過日子，是再正常不過的常態。

可是突破披著現代化大背景外衣的大眾媒介的防線，我們又被出生背景、成長環境、教育程度、社會閱歷等聯合塑形，擁有獨特的生命經驗。此種與日常生活中的平淡甚至傷痛緊密相連、同時又被時代賦予的經驗，雖然正被善于制造宏大敘事或者華麗幻象的大眾媒介拋棄，但也不乏有心人做著跟蹤式的記錄。東北青年作家班宇、雙雪濤，電影導演賈樟柯、王兵，以及戲劇導演李建軍等，便是這樣的有心人。

李建軍和他的素人演員團隊打造的前幾部戲劇，便以人類學者抽調樣本加以研究的形式，遞進道出被時代與媒介洪流包圍的個體的生活與情感。

《美好的一天》通過演員坐成一排，在無比日常化又高度儀式化的環境里（爐子上燒開水與后面的梯子構成裝置作品）同時開講的形式，將19個普通人的故事一并推至臺前。觀眾可以直面猶如時代本身的“眾聲喧嘩”，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收音機，聽完一個人的命運衍變，或者斷續接收到幾個人口述的生活片斷。由于沒被告知講述者所在的頻道，觀眾嘗試分辨正在收聽誰的故事的努力顯得徒勞，似乎在說普通人的故事注定要在歷史的轟鳴聲中湮滅。然而舞臺上空間或炸開的禮花，卻讓這些故事具備短暫的存在價值。

但將普通人的故事橫剖，可能就是《飛向天空的人》里的瑣碎與無聊時刻。一間剝掉任何裝飾特征、把家具家電全都置于屋頂、僅僅留有簡易桌椅沙發的小屋，比美國導演杰夫·索貝爾在互動戲劇《家》的舞臺上臨時搭建又最終拆毀、充當過許多紐約漂泊者臨時住所的房屋，還要具備超越地區與城市的廣泛性。一個人、一對情侶、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在小屋里進進出出，似乎只能以沉默應對重復乏味的日子，以及不打招呼闖進生命的厄運，但與畫面錯位出現又被放大的日常聲音，卻像從心底發出的吶喊，與舞臺頂部的天窗形成意象上的互動。

《大眾力學》里，吶喊被對許多普通人來說有些遙遠的“表演”賦予具體的形象。素人演員也許正被退休生活的無所適從、編輯的某本書的文稿、下頓飯的著落等困擾，但當他們化為契訶夫戲劇、塔可夫斯基電影、京劇《紅燈記》甚至開心麻花《烏龍山伯爵》等作品人物時，他們暫時性地從生活中抽離了出來，被藝術照亮的角度浮現詩意。

不過《人類簡史》沒將詩意延續，而是調頭對“美好”展開圍剿，一如時代自身的步伐。

懸掛在舞臺上空正中區域的四面電子屏以及地面四邊中間位置的電腦上出現的照片或視頻，從20多位素人演員、他們偶像的某次定格，過渡到媒介眼中各行各業的風云人物、人類集體圍觀的文體活動的某個瞬間，再到漫畫、游戲里的虛擬形象、像素人物，均可視為時代與媒介聯合筑造的景觀。

該劇第一部分，臺上不同年齡段的男女演員以群體模仿的形式，再現自己過往或者他們偶像（多為流行文化里的娛樂明星、體育名人、商業精英）的某種形象之時，雖然說明我們已被景觀塑造很久，但個體仍有生存空間。時尚女孩被喜愛的街拍師抓拍的街拍照、酷似李宗盛的男人30歲生日時將自己與李宗盛照片拼貼在一起、模仿某個電視劇中的女主角拍攝的照片、希望活成偶像的模樣等，都是個體努力在大環境里找尋不一樣的證明。

可惜之處在于，隨著景觀的對象由與自身相關，擴大到與社會有關，景觀與臺上諸位的關系，最終由黏合滑向疏離。個體之間的差異也因為景觀逐漸走向虛無而被慢慢抹平，大家的面目漸漸模糊趨于一致。

由是，盡管《人類簡史》由于樣本數量不夠充裕，導致對于景觀與個體關系的探討不夠深入（目前的形式下，數量上來意味著拉長演出時間，又會成為新問題），卻依舊對印在法國學者居伊·德波《景觀社會》一書封底的話作出中國式的闡釋：“在現代生產條件占統治地位的各個社會中，整個社會生活顯示為一種巨大的景觀的累積。直接經歷過的一切都已經離我們而去，進入一種表現。”（文/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