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蘇省統計局網站發文指出，2021年江蘇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12‰，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江蘇年度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轉負。常住人口出生人數下降，主要是三方面因素影響：一是育齡婦女人數大幅減少；二是婦女初婚年齡不斷推遲；三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文章進一步指出，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導致少生或不生。

據統計數據顯示，江蘇省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中，生育一孩居多，接近70%；高中文化程度者生育一孩和二孩的占比相當，都在47%左右；小學及以下、初中文化程度者以生育兩個及以上孩子居多，占比分別為 63.42%和59.21%。在未生育的女性中，高學歷者所占比重也超過了一半。

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偏向于只要一個孩子，而受教育程度越低，則更愿意生二孩和三孩，數據所反映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意味著婚育年齡會相應推遲，也更愿意在職場中彰顯自我價值。當事業上升期與生育“黃金年齡”重合，就勢必會加大女性生育與就業的沖突。這也意味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的確會影響女性的生育意愿。

但更應該看到的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受教育程度會影響女性的生育意愿，但最終決定生與不生的，恐怕還是職場環境和生育成本，而不僅僅是學歷高低。拋開其他因素只談學歷，難免會有管中窺豹、以偏概全的嫌疑，而這也正是相關話題引發輿論質疑的重要原因。

職場中，伴隨著女性生育問題而存在的就業歧視時常見諸報道，圍繞著“延長生育假”和“強制男性陪產假”的熱議也不時出現。而在生活中，女性往往在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中承擔著更大的責任，父親缺席的“喪偶式育兒”更是繞不開的生育話題。如何在職場和養育環節緩解女性的現實困境和痛點，其實是遠比學歷更值得關注的生育問題。

在剛剛過去的兩會中，鼓勵生育的聲音不絕于耳。全面推行育兒假、將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加大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完善生育補貼等相關建議，足見社會對于女性生育堵點的關注。但相關建議只有落到實處，從夢想照入現實，讓女性從“母職懲罰”的道德綁架中逃離出來，徹底擺脫隱性的生育職場歧視，才能更大程度地激發生育熱情。

學歷從來不是生育率高低的決定因素，就業壓力和生育成本才是。透過高學歷女性生育意愿偏低的現象，更要看到職場歧視和生育壓力的本質。解決職場歧視，緩解家庭生育壓力，實現養育公平，讓就業升職和生兒育女不再是取舍關系，讓育兒負擔不再是女性難以承受之重，這不僅是保障女性權益的應有之舉，更是緩解人口問題的有效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