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至上”是黨百年財政實踐的主線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是利益調節的總樞紐，連接著社會的方方面面。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財政工作，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階段，我們黨都緊緊圍繞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領導財政工作，對各個階段的財政工作提出明確要求，積極運用財政工具，充分發揮財政的職能作用，為國理財、為民服務，在發展經濟、服務大局、改善民生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回顧我們黨的百年征程，“人民”始終是我們黨財政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至上”就是我們黨百年財政思想與實踐的主線。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就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注重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財政主張，并通過組織工人和農民運動，為廣大人民爭取權利。我們黨要求廢除厘金等苛捐雜稅、實行累進率的所得稅等，減輕人民稅負；要求取消列強在華的各種治外特權，收回關稅主權，取消賠款，核減外債，維護國家財政主權。在城市，我們黨組織和領導了聲勢浩大的工人運動，領導工人爭取提高工資、建立八小時工作制、制定勞動保險法等權益；在農村，我們黨組織和領導了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領導農民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及預征錢糧，組織農會議定最高租額及最低谷價，為廣大農民爭取權益。

隨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我們黨將自己的財政思想與根據地的工作實踐相結合，并在實踐中持續深化。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頒布了一系列財政法規，提出了統一財政、稅收法定等。在稅制建設上，通過累進稅率的設計，充分體現合理負擔的原則，在保障戰斗供給的同時，重視滿足蘇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我們黨提出精兵簡政、自力更生，以及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等，開展大生產運動，建立嚴格的預決算制度，把各種行政支出降到最低，切實減輕人民負擔。在解放戰爭時期，積極適應從農村到城市的轉變，提出“發展生產，保障供給，集中領導，分散經營，軍民兼顧，公私兼顧，生產與節約并重”。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一窮二白的狀況，我們黨領導財政工作積極為推動工業化籌集資金，為了在經濟建設與民生建設上保持平衡，提出了“國家分配論”“綜合平衡”“集中力量辦大事”等，在努力保障人民生活需要的同時，基本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之初，又將財政作為改革的突破口，通過放權讓利，充分調動地方、部門、企業和個人等各方面的積極性，激活了整個經濟，大幅提升了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通過各項財政改革和財政制度建設，推動了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在國家財力增長的情況下，不斷增加民生支出，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增進人民福祉。在此進程中，我國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公共財政框架，財政從生產建設型逐漸轉變為適應公共財政需要的、更多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務型。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有序推動稅收、預算、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等各項改革，在推進現代財政制度建設的同時，持續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著力保障民生領域的重大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要求，將財政定位于“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指出“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提出“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指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統一完整、法治規范、公開透明、運行高效，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可持續的現代財政制度”，并對改革作出具體部署。如今，隨著國家經濟實力和財政收入的增長，財政在民生領域的投入持續擴大，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不斷增強。

我們黨的百年歷程雄辯地證明：只要堅持“人民至上”，始終將“人民”作為財政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國財政工作就能戰勝一切困難，就能不斷發展壯大，國家就能日益繁榮昌盛。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面向未來，我們必須自覺地把黨的方針政策貫穿于財政工作的始終，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圍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提高財政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更好發揮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

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加快建立和完善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現代財政制度，在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強財政資源統籌、完善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規范的政府舉債融資機制等方面下功夫，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適當加強中央在知識產權保護、養老保險、跨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事權，切實增強基層公共服務保障能力，更為充分地在財政工作中體現“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