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病例超過10萬，死亡率高

疫情風暴中的意大利發生了什么

中國姑娘魏玲（化名）即將擁有一個女兒。她生產的醫院離家很近，孕產樓層之上的兩層，住滿了新冠肺炎患者。

她在意大利，這個有著6000多萬人口的歐洲國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過10萬。兩個月前，這個數字還是3。到格林威治時間3月31日凌晨4點26分，這里11591人因病毒死去，死亡率為全球最高。治愈14620例。

早在2月25日，《自然》雜志評論文章指出這種有著冠狀突起的病毒將掀起一場世界級的傳染病，“勢頭無法阻止”。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冠疫情定性為全球流行病。到今天，病毒蔓延至204個國家，697244人感染，33257人死亡。

意大利處于全球疫情的漩渦之中。該國一名一線醫生形容“仿佛突然被一場海嘯襲擊”。這里的決策者和醫療工作者試圖向中國尋求經驗和幫助；而在美國、加拿大以及世界其他國家，“意大利教訓”正越來越多地存在于媒體報道和論文之中。

一

在席卷全球的風暴中，意大利的情況特殊。它的老齡化程度在全球僅次于日本，是歐洲“最年老”的國家——超過23%的居民在65歲以上。

在此次意大利疫情中，受害最深重的也是老人。截止到2月29日，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者中，50歲以上的老人占73.1%。這其中又有一半在70歲以上。他們大都患有或多或少的基礎疾病。

魏玲熟悉這些老人。他們漫步在街頭巷尾，不因為年齡而放棄享受生活，喜歡午后牽著小狗站著啜飲一杯濃縮咖啡，和同樣上了年紀的伙伴悠悠聊天。走路需要人攙扶的老太太，也要在裙子下露出穿著絲襪的腿，即使在冬天也是如此。

魏玲的婆婆就是這樣一個“優雅老人”。2020年春天，她抱怨膝蓋不舒服，魏玲建議她將裙子換成褲子，她拒絕了。

老太太決定去社區診所看看膝蓋。她1月初掛號預約，被告知將在5月看上病——那時天氣已轉暖，她的疼痛很可能已經好了。

在意大利居住久了，魏玲習慣了醫療系統漫長的預約等待時間。1978年以來，公共衛生服務系統在意大利建立起來，家庭醫生、社區看診和大病治療費幾乎全部可由國家負擔。但也可能是因為如此，排隊看病的人總是很多。

這個春天，衛生系統早已經感覺到了額外的壓力。3月3日，意大利疫情呈燎原之勢時，2019年12月底的情況才出現于本地報紙《共和黨人》報端——49歲的意大利醫生帕格利亞回憶起，他所在的醫院接受了格外多的肺炎病人。當時，新冠病毒感染并未作為檢查選項。那時他預感到未來人數還會增多，于是給自己的急診室增加了18個床位。

意大利的大多數媒體上，病毒“不過是一場大型感冒”的論調曾十分流行。米蘭薩科醫院臨床生物學、病毒學和應急生物診斷學實驗室主任吉斯蒙多公開表示，因為意大利的醫療條件和收入水準，“無需對中國武漢的疫情緊張或過度警惕”。

吉斯蒙多所在的倫巴第大區是意大利最富裕的區域之一，貢獻了2019年意大利國民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其中米蘭占全國的10%。截至3月29日，倫巴第大區確診病例41007例，占全國確診病例的近一半。

“新冠病毒，并不致命，但傳染性極強。社會越是醫療發達，人口集中，病毒傳播越是放肆。” 米爾科·納科蒂醫生在論文中說。

他是倫巴第大區教皇約翰二十三世醫院麻醉科、兒科急救醫生，也曾參與過“無國界醫生”，見過埃博拉如何傳播。病毒在意大利發展的態勢仍讓他驚訝。他所在的醫院位于貝爾格莫，確診病例比米蘭還多。

他與9位同事認為有必要發出前線的呼聲，在《美國醫學學會雜志》上聯合署名發表了一篇《從意大利新冠疫情和人道災難暴發中心發出的呼吁》。

納科蒂所在的醫院，900張病床中的300張為新冠肺炎患者所用，ICU床位中70%預留給具有一定存活機會的重癥患者，不夠。位于米蘭的另一家醫院，ICU的床位翻了兩番，僅限新冠肺炎患者使用，不夠。

納科蒂和同事們目睹著“病人需要等待幾個小時才能獲得一張急救病床。年老的病人孤獨死去，無法獲得心肺復蘇治療，也沒有接受姑息療法。”在整個倫巴第大區，“大部分醫院過于擁擠……病人躺在床墊上，床墊置于地板上。衛生系統勉強維持新冠肺炎外的常規服務，孕期檢查和接生甚至也受到影響。”

這是一場硬仗。意大利許多醫院的藥物、呼吸機、供氧和防護裝備不足。在意大利馬焦爾醫院，醫生開始自制呼吸機：以潛水面具為基礎，借助3D打印，接上氧氣瓶使用。

貝爾格莫大學研究團隊3月20日發布在《柳葉刀》上的模型顯示：自“1號病人”出現以來，意大利的感染總量一直高速增長。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到4月中旬，全國病床缺口將超過4000張。

ICU也告急了。發表在《美國醫學學會雜志》上的另一項研究指出，意大利病毒感染者的16%進入ICU治療，遠高于中國5%的比例。造成差異的原因尚難以確定，研究者猜測“可能與人種和年齡有關”。一項發表于3月13日的研究預測，到3月20日，全國將需要14542張ICU床位。一周后，現實與預測重合了。

倫巴第大區，退休醫生和毫無工作經驗的醫學畢業生同時被“征召”上前線。在帕格利亞的醫院，醫生們“直到每天下午5點，都不知道第二天我們當中誰將能夠工作，誰將被隔離，誰將會住院”。

納科蒂醫生的文章描述了醫院是如何成為“感染的中心”的：大量人群涌入醫院，感染者和未感染者擠在一起。病毒也搭上了急救車，在車廂和運輸人員的軀體間傳播，隨著地區系統接送病人在整個大區內自由流動。不少醫務工作者成為無癥狀感染者，或即使表現出癥狀，也無人能顧及。

“這進一步增加了抗疫一線的壓力。”超過62名醫生與護士在這場戰“疫”中犧牲。這其中，兩名護士選擇了自殺，一位離世前已有高燒癥狀，一位確診感染。

3月7日，意大利醫學倫理權威指導機構，意大利麻醉、鎮痛、復雜和重癥監護學會（SIAARTI）發布了8頁的行動指南。指南指出，“先到先得”的原則恐怕不適合此時的意大利了，要以“群體的利益最大化”為先，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資源分配需要保證——那些有機會被成功救治的病人先獲得急救。”

他們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標準，用于決定哪種病人率先獲得急救，擁有使用呼吸機等醫療資源的機會。標準包括：病人是年老還是年輕，有沒有基礎疾病，身體強健還是脆弱，以及搶救成功后預計還能存活多久。

指南要求，醫生間應該廣泛傳閱這份新的資源分配標準，并詳細告知病人，以此讓一線醫生作生死抉擇時“擺脫情感和道德壓力”。

文件在國際醫療界引發巨大倫理爭議。而在意大利一線研究者和醫生3月發表的論文里，對更新資源分配標準的討論早已多次出現。

“我們在戰時。”一篇發表于3月13日的論文指出，“在一場人道主義危機之中。”

二

“西方醫療系統的基礎是以病人為中心的治療服務，但對抗疫情需要我們改變這種思路，轉為以社群為中心。”納科蒂醫生在論文中表示，“扭轉這場災難的局勢，只能依靠啟動全方位的衛生服務。抗疫措施需要面向整個國家，而非只靠醫院。”

醫院之外，社區不容樂觀。殯葬業不堪重負，棺材堆積在米蘭城外的一座小教堂內，致使教堂暫時關閉。數個監獄發生暴動，造成至少6名囚犯死亡，大約20名獄警和醫護人員受傷。城市心理醫生的熱線被打爆，一位母親聊了一個小時，想知道孩子的發燒是否源于肆虐的病毒。

“醫院不是最危險的地方。”一位一線醫生在接受英國天空電視臺采訪時頭也不抬地說，“外面才是。”

貝爾格莫大學團隊對比了中國湖北省新冠疫情發展的趨勢，建立了疫情在意大利發展的模型。他們發現，新增病例有可能在未來衰減，然而他們認為，中國“以犧牲經濟的代價”執行隔離的力度，不一定能在意大利實現。

孔特政府采取了逐步加緊的措施。2月20日“1號病人”出現后，意大利政府設立了“紅區”。“紅區”內，全民隔離，軍隊防守，違規出行可面臨約合人民幣1610元的罰款至3個月監禁。到3月，“紅區”的范圍從意大利北方的幾個城市，擴展到整個倫巴第大區。“封城”前，該地區幾處火車站出現了逃離的人潮。

至3月28日，第一例新冠確診病例出現兩個月后，全國“與國民生活無關”的商業和生產全部關停。旅游業停擺，威尼斯與羅馬的博物館空空蕩蕩。演唱會和足球聯賽延期，與娛樂、體育相關的國際轉播訂單也全部暫停。寶馬在意大利全線停產，工作人員在家辦公。米蘭，所有走秀取消，衣香裙影不再閃現在街角。時尚巨擘喬治·阿瑪尼公開表示：我很擔心。

即使如此，孔特政府仍然受到了反對黨派的猛烈攻擊。“我們每一步都做到了，可都晚了。”一位反對黨人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病毒永遠先我們一步。”

病毒緊逼之下，這樣的交鋒并不少見。孔特曾公開批評倫巴第大區處置疫情不當，而大區負責人則回應：不知道他在說什么。

《歐洲醫藥科學評論》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意大利，衛生系統高度去中心化，區域決策者享有更多管理和組織的權力。中央政府制定全國醫療保障計劃，但從疫苗接種到流行病防治，各地的執行并不統一。

在檢測病毒的問題上，中央和地方立場一致。孔特政府在全國緊急征召24個病毒實驗室，負責病毒核酸檢測。而倫巴第大區采用了被媒體稱為“激進”的檢測原則，對無癥狀患者也進行病毒檢測。但是，這也遭到了一些來自反對黨派的批評，稱之為“加劇恐慌”。

一些政客試圖挽留經濟的活力。2月27日，意大利民主黨領袖尼古拉·津加雷蒂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了一張自己與朋友聚餐的照片：臉頰被酒精熏得泛紅，笑容燦爛，親密碰杯。當天，全意大利的確診病例上升至650例。10天后，這個數字升至5883例，其中包括津加雷蒂自己。

“這杯開胃酒敬米蘭！”他的配文說，“我們不要丟了習慣，意大利和米蘭不可阻止。”與此同時，“不要丟了習慣”的口號在社交網絡上傳播。

“我們的習慣得改了，現在就要改。”總理孔特在3月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三

改變習慣并不容易。人們并不總是能一下子就意識到，新聞里的病毒與自己有關。

波蘭卡特維玆大學的一群計算機科學家試圖探究世界關注新冠病毒的變化趨勢，預發表于在線學術平臺arXiv上。他們找到的指標是搜索引擎對于“冠狀病毒”一詞的搜索熱度。

他們發現，中國網民對這種病毒的關注度最早達到頂峰。差不多一個月后，意大利，韓國才達到與當時的中國接近的熱度。而再過一個月，世界其他國家對病毒的關注度才到達中、韓兩國頂峰時的水平。

在意大利，第一、二例輸入病例出現后，國內的關注度反而下滑。“1號病人”確診，關注的曲線陡峭上升，近乎垂直。這以后，熱度再次回落，直至3月19日的駭人病例總數把關注拉回高峰。

魏玲太熟悉意大利人這種性格了：“他們尊重個體，享受生活是最首要的。”這種氛圍有可愛的一面。在意大利待久了，她也不怎么逼著自己了。

但這種“自由”，往壞了說是“缺根弦”。在疫情初期，她所在的地區華人社區已經開始緊張。她的意大利朋友仍然不愿意放棄社交，每天去酒吧和朋友聊天。一個中國朋友“斥巨資”購買到了N95口罩，她的意大利丈夫卻不愿意讓她使用——在意大利，只有真正得病的人才佩戴口罩。

“你們為什么不做準備呢？”魏玲也曾對意大利人的做事方式表示疑惑。而她的丈夫開玩笑道，“我們是意大利人，我們從做不準備。”

實際上，在魏玲印象里，2月里，她周圍大筆采購口罩的好像只有華人。很多購買者是支援內地的華人留學生。到3月，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在接受采訪時宣布，整個意大利個人防護設備進入緊缺狀態，告急的有手套、口罩和消毒水。而在商店里，她已經找不到口罩了。

隔離期的意大利人民發明出了各種苦中作樂的方法。“陽臺音樂會”在各地出現，有人貢獻出美聲詠嘆，有鄰居合作樂隊合奏，還有一整個小區奏響起中國樂曲，為了向大洋彼岸同在奮斗的人民致敬。在倫巴第，一對夫婦夜夜播放電影，幕布就是對面的小區墻面。電影里的人代替現實中的人翩翩起舞。

更多意大利醫生開始看向中國，發送郵件詢問共同對抗肺炎的策略。3月18日，由浙江組建的中國赴意大利抗疫醫療專家組12名隊員抵達意大利。同時抵達的還有9噸援助物資，包括30臺呼吸機、20萬只醫用口罩、5萬個N95口罩和一大批檢測試劑。物資上書“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

一線醫生納科蒂與同事們聯名呼吁，“全球協調一致”與新冠病毒抗爭。”這將是一場持久戰。”他們說，“在我們富裕的倫巴第地區發生的這場災難，有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重現。”

（本文部分內容引用來自《自然》《美國醫學學會雜志》《柳葉刀》《醫學病毒雜志》《國際傳染病雜志》《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和在線學術平臺Academia、arXiv上公開發表或預發表的研究、通信文章及評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夢影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