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

    山東濟寧曲阜市政府設立了一個非常規的機構，機構的特別之處在于掛牌為“馬上就辦辦公室”， 濟寧市委宣傳部相關人士表示：“馬上就辦辦公室”是為了提高行政效能，增強執行力和公信力。

  山東濟寧多地掛牌成立"馬上就辦辦公室" 提高行政效能

  山東濟寧稱"馬上就辦辦公室"并非具體辦事機構

   ■網友熱議：

“馬上就辦辦公室”不馬上辦,怎么辦?

    “馬上辦”的成立,折射了多種意思,一是除“馬上辦”外,難道其他機構都可以拖著辦、緩其辦,愛怎么辦就怎么辦?二是其他機關效能差,執信力不行,辦事拖拉,越位失位嚴重,只好用“馬上辦”來進行替代。正如有的評論認為,這樣的思路和出點發,暴露的是“頭疼醫頭”的無奈,既治不了本,甚至連標都無能為力。于效能建設而言,缺的不是機構和組織,而是過硬的懲戒措施,是一抓到底的決心,是從嚴整風的手段,離開了這些,“屋上架屋”的機構重設,不但不能起著“提效”之功,反倒有“誤事”之嫌——因為有了“馬上辦”這個“冤大頭”,那么其他部門是不是可以拖著辦,甚至不去辦,甚至看著辦呢?

“馬上就辦”沒抓住行政低效的根本

面對行政中的“怠政”情景，一些地方政府選擇了聽之任之的態度。相對于這類做法，曲阜市成立“馬上就辦辦公室”，則是有意通過機制更新與系統內部的調節來解決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在公職人員中倡樹“立說立行、馬上就辦”工作理念。曲阜市力圖改變執政手法的愿望是值得鼓勵的，可就目前采取的方式來看，似乎很難長期起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馬上辦”的病根在“不馬上辦”

成立“馬上就辦辦公室”，也就反證存在“不馬上辦”乃至“不辦”的現象，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反諷。交給這個機構的事情“馬上就辦”，別的部門辦事是不是就可以拖個一年半載？有些事情“馬上就辦”，是不是另外的事情就不用“馬上就辦”了？本來政府部門各司其職、各掌權柄，即便設置“馬上就辦”辦公室，也需會同相關部門辦理，或許能因一時強力推動而提高辦事效率，但這也同時增加了辦事環節，造成行政資源重復建設，與精簡機構的精神背道而馳。

"馬上就辦辦公室"是創新還是作秀

看到這條新聞，我想會有一些網民認為這是在作秀，因為政府工作效能是否能夠真正提升，最關鍵的還是在于黨員干部，而非設立什么辦公室。對于這樣的看法，筆者認為有他的合理性，但對此我卻有不同的認識。 設立馬上就辦辦公室的初衷很好。這畢竟是山東濟寧政府加強機關作風建設，提升辦事效率的一種嘗試。他的初衷是為了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更好的為老百姓服務。那么這樣的舉措就應該被肯定，起碼他體現了政府創新工作方式，改進工作作風的良好初衷。筆者認為，如此的嘗試應該鼓勵，應該提倡。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促進我們執政方式的進步。

要法辦，不要“馬上就辦辦”辦

    以制度推進“馬上就辦”，既簡單有效，符合法治精神，又能節約行政資源，為什么不訂立這樣的制度，而是成立“馬上就辦辦”呢？這反映了不同的思維：遇到某個問題時，首先想到的是設立某個制度，還是設立一個機構。這兩種思維，一種是法治，一種是人治。“馬上就辦辦”———辦公室治，實質上就是人治。所以，馬上就辦，只能依靠法辦，不能依靠“馬上就辦辦”來辦。

關鍵要做到名副其實

    帖子發布不到一天的時間，已經吸引了500余名網友參與了討論，“馬上就辦辦公室”也獲得了網友們一致的贊許。

網友“蜘蛛俠888”說，“貼近生活”；網友“青果果蟲”說，“希望能辦出實事，辦出民心”；網友“齊魯汶人”發帖說，“老百姓希望馬上就辦”……

  ■提高行政效能到底該咋辦？

效率問題需要從機制上對機關效能有量化指標的硬約束，和獎勤罰懶的硬規定，甚至機構也應當更重瘦身整合。（大公報）

機關“玩風”損害公信力

政府機構、辦公場所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平臺,應該保持足夠的嚴肅性、服務性和公信力。“摜蛋”成風的現象,不僅耽誤了機關人員的本職工作,而且給民眾留下不好的印象,損害了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因此,相關部門必須推行嚴格的考評、督查制度,嚴肅查處懈怠工作的人和事,讓機關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業上,用在破解難題、為民辦事上。從根本上講,我們還是要從體制機制上解決機構臃腫、人浮于事、效率不高的難題,只有如此,不斷滋生的“玩風”才能得到根治。

提高政府績效 先抓辦事效率

辦事效率問題，說到底是權力觀和群眾觀的問題。如果認識到權力來自人民，權力運行是為了人民，就會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設身處地為老百姓辦好事，早辦事，辦成事。

服務型政府需要法治保障

服務型政府建設不僅需要觀念更新，更需要法治保障。“建立服務型政府，意味著政府由原來的單純控制者和裁判者，轉變為引導者和服務者，意味著施政目標完全由行政機關和專家決定，轉變為由民眾希望和合法期待來決定。政府從以控制管理為要務轉變為以提供服務為要務，管理目標由經濟領域更多地轉移到公共領域。”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莫于川教授認為，“服務型政府適應了我國面向工業化與后工業化兩個過程一起走的現實，是一種更理性、有效率的政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