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央視八套收官的青春校園劇《鳴龍少年》，明線講述了兩位教師雷鳴（張若昀飾）和桑夏（黃堯飾）共同成立鳴龍中學11班，幫助五位學生突破學習困難和生活困境，最終考上大學的故事，其中不乏向國內外同類經典劇作致敬的元素；暗線則通過各類角色、多重視角的“小劇場”反映了社會大背景下的教育“老難題”，也觸及諸多新熱點，例如與日俱增的學習壓力與低齡化的精神疾病、屢禁不止的校園欺凌和網絡暴力、原生家庭束縛、女性身份困境、集團化辦學的公平與效益平衡、選課走班制的利弊之爭、課后補習的生意與公益之辯等。但是，僅靠塑造超人教師、挖掘異才學生和堆砌社會問題，并不能脫離教育類型片的既定套路。

什么樣的教育是好教育？

如果說《鳴龍少年》存在可圈可點的創新之處，那就是通過敘事完整、人物自洽、拍攝扎實的主題單元，認真呈現了一些屬于教育原理和哲學層面的議題，有助于啟發人們溯本求源地追問教育自身的“應然使命”而非附著在社會期待之上的“實然無奈”。

何謂教育的原理問題？價值論和知識論是其中繞不開的兩大類。通俗來講，就是上學受教育有什么價值？什么樣的知識是有用的？

結合劇情設置的第一層背景——高考——來看，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顯而易見：受教育的價值不就是考上好大學、找份好工作嗎？高考，當然是考試知識最有用！

然而，如果繼續考量第二層背景“新高考”，那么透過劇中師生的經歷，觀眾就會發現，死記硬背、機械重復的知識似乎不太管用了；新高考所強調的“核心價值、學科素養、關鍵能力、必備知識”在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具象化表征。

接下來的第三層背景是“高中教育改革”。相關政策文件都明確指出，高中教育的新定位是要促進學生適應社會生活，適應高等教育，適應未來職業，奠定每個學生終身發展的基礎。值得肯定的是，《鳴龍少年》緊跟政策鋪陳相關情節，展現了改革進程中新舊教育觀的交鋒與調和。

再往下深挖，第四層背景關乎“成人教育”。這里的“成人”并非指成年后的繼續教育和職業教育，而是討論教育如何引導學生成為一個全面的人、大寫的人和幸福的人。在劇中，學生們的家境、個性、能力、愛好、優勢、弱點各不相同，讓每個孩子都成人、成才、成長的因材施教雖是老生常談，但真正實踐起來也并非易事。得益于雷鳴、桑夏兩位老師的專業輔導與精準幫扶，李燃、程雨杉、江晴朗、邊曉曉、禹洋和沈耀等學生都有幸成為了更好的人、過上了更有意義的生活。

什么樣的知識更有用？

在新高考、新教育的格局之下，知識的“有用”標準發生變化了嗎？《鳴龍少年》就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答案。劇情呈現了三組知識類型之間的博弈與共存。

第一組是顯性知識與緘默知識。前者指用語言、文字、符號記錄表述的、可交流傳遞的知識，而后者涉及非正式、情景性、難以言傳的具身知識。課本知識、卷面知識是顯性知識的代表，它們在塑造公共知識和集體記憶的同時，也塑造了公眾關于學校教育等同于背書、刷題的刻板印象。

劇中鳴龍11班成立之前，學校極其重視顯性知識。隨著劇情的推進，緘默知識的價值也逐漸顯現出來。雷鳴帶領11班學生勇闖監控室、觀察分析“桃李班”和“松柏班”優秀學生的學習狀態和習慣，幫助他們發現好成績冰山之下蘊藏的學習潛力秘密；被稱為“鳴龍喬布斯”的李燃雖然前期成績落后，但總能駕輕就熟地修好各類手機和電子設備，這類民間物理學實踐讓他在第一次接觸物理競賽題目時就憑借直覺經驗找到了另類解題思路，也讓他在隨后的“添翼計劃”中如虎添翼；在鄉村長大的邊曉曉對于捉蟲、摸魚等活動得心應手，綠水青山塑造了她對美好事物的觀察力、敏感力和創造力，她拍視頻、搞直播的“不務正業”也在老師的悉心引導下成為了藝考路線的“主業”。

第二組是工具化知識與游戲化知識。工具化的知識原本是人們從事某些專業活動時掌握流程、提高效率、增加成效的重要知識。但隨著教育競爭日趨激烈，工具化知識愈加淪為功利化知識，校內外各種速成法、神操作、刷題技巧、選科選校機經、求職就業面試經等成功學知識大行其道。

很多人會說：“這或許不是知識本來的樣貌，但不掌握它們就考不上大學、就沒有出路。”類似的矛盾在劇中多有討論，雷鳴和桑夏在給學生做選科組合與生涯規劃之時，也為此發生激烈爭吵。最終，兩位老師達成和解，通過游戲化的知識替代補充了工具化知識的不足，啟發學生從游戲規則、游戲方式、游戲精神等角度深入體驗學習樂趣、理解人生意義。

例如，雷鳴給學生上手機戒斷課，通過設置不同的活動任務，生動剖析了手機成癮背后有關注意力爭奪、控制和分配的游戲原理。在幫助學生學習抽象知識時，雷鳴邀請了奇葩教師各顯神通，比如唱歌學英文、邊講愛情邊教詩詞古文、搖骰子玩搶答幫助學生厘清歷史年份事件、邊打太極拳邊用身體動作模擬世界洋流……看到這些情節，無數觀眾在彈幕中感嘆：“遇到如此有趣的寶藏老師，誰還能不沉迷學習呢？”

當然，即便名師加持，劇中學生的成長經歷也絕非疊滿Buff的開掛之旅：禹洋無數次休學、程雨杉與繼父斗智斗勇，江晴朗體驗說唱之后來年復讀，李燃差點重蹈父親的覆轍，而沈耀在父母婚變之后也自己選擇了獨立的故事線……這些情節在現實中各有各的沉重與傷痛，但在理想化的劇作中，鳴龍少年們舉重若輕，把傷痛當成不斷打怪升級、開啟新地圖副本、刷出新支線劇情的RPG游戲。可見，游戲化的知識是教育世界的一種認識論基礎，有助于建構一套重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也許沒啥功利的好處，但至少能給予“失敗”玩家重啟人生的勇氣。

第三組是自我關懷與共同生活的知識。細心的觀眾可能留意到，鳴龍中學的校訓是“學會生存、學會關心”。它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面向21世紀提出的教育“四大支柱”——學會生存、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共同生活，以及著名教育哲學家內爾·諾丁斯的關懷教育理論。類似的教育倡議致力于解決現代科技和社會高速發展之下，精神文化生產相對滯后薄弱而帶來的人類精神危機、道德危機及生態危機。

不論是桑老師的心理課，還是雷老師的集訓班，都主打“眼中有人”的關懷基調。老師鼓勵學生發現自己的稟賦，幫助學生化解衣食住行危機，允許學生犯錯逃跑后歸隊，傾聽學生的隱秘煩惱，陪伴學生經歷抑郁自殘、親人病痛、家庭變故、社會不公等磨難，在師生雙方深度卷入彼此生活的過程中建立同伴信任與集體凝聚力，激發學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互幫互助的社會情感能力。顯然，第三類“知識”從不計入考試分數，但得之終身受益，失之后患無窮。

國產劇如何激發教育創新的想象力？

不可否認，《鳴龍少年》回到學校教育核心場域來講故事、提問題、找答案的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在依舊強勢的高考指揮棒功能下，這樣的逆襲爽劇難免令人缺乏代入感。縱然每個人都希望像程雨衫和李燃那樣“分數乘以三”“人生燃起來”，也期望熱血教師開啟另類教學試驗、師生家長合力探尋教育真諦與生命意義的完滿結局，但未來的國產教育類影視創作，可否有更寬廣的現實性與可能性？

從時間上看，每個人的一生短暫而漫長，關于高考之后學什么、考什么以及生活這場大考中的“十萬個為什么”，現實的學校教育未必能給出答案，但教育類的影視劇創作者可以發揮想象力嘗試作答。在這點上，《鳴龍少年》的結局邁出了第一步，對劇中主角成年生活的模糊化處理，開始有了一些樸素而豐富的教育想象力。

從空間上看，在我國教育事業的廣闊版圖之上，還有無數值得取材創作的場域。鄉村學校、縣域中學、職業高中、普通高校、專科院校、特殊學校的學生，他們不是“鳴龍少年”，未必不能一鳴驚人。即便現實的小學招考制度與社會文化慣性限制了人們的教育想象力，優秀的影視作品或許能為多樣化的知識觀和教育觀貢獻新的打開方式。

（作者為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