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日前，沈陽市衛健委等部門印發相關方案，明確提出對夫妻雙方共同依法生育三個子女的本地戶籍家庭，三孩每月發放5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3周歲止。緊隨其后，哈爾濱市衛健委也就育兒補貼發放政策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擬對符合條件的二孩家庭每月發放500元育兒補貼，三孩及以上家庭每月發放1000元育兒補貼，發放至該子女滿3周歲止。

為提振生育意愿，近來各地持續加碼鼓勵生育政策。此前，已有浙江、湖南等多個省份出臺文件，明確提出建立育兒補貼制度。各地鼓勵生育政策頻密更新，向社會傳遞出清晰且積極的信號。

現金補貼這一鼓勵生育公共政策的制定邏輯并不難理解，既然3周歲以下的兒童還未能接受學前教育，這意味著家庭在這一時期承擔著較為繁重的照料負擔，拿出真金白銀補貼育兒家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育兒成本，從而達到提振生育意愿的預期。

不過引人深思的是，現金補貼是以家庭為發放單位的，作為社會共擔生育成本的政策嘗試，卻也在無形之中反向強化了人們關于家庭是主要育兒照料場所的認知。而且鑒于當下的性別平衡狀況及家庭內部普遍分工模式，這部分家庭收入的增加，帶來的更大可能是女性被要求更多承擔起照料子女的責任。而對于不少女性來說，擔心生育阻滯甚至中斷職業發展，繼而影響到經濟收入乃至身份認同，正是她們婚育態度消極的一大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這并非質疑現金補貼政策的有效性，而是說明鼓勵生育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唯有多因素形成相互強化的協同效應，方能真正對家庭的生育決策產生積極影響。其中，增強托幼服務供給應作為優先政策加以實施。

發展托幼服務，讓家庭擁有更多育兒選擇，將減輕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照料責任。這種替代家庭照料的選擇，讓作為媽媽的女性避免陷入職場與家庭身份的沖突，從而有機會實現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也將有效緩解育兒壓力，進而影響家庭生育態度與決策。

多地的育兒補貼多針對二孩及以上孩次發放，一孩基本沒有被納入政策照拂范疇，政策瞄準的也多是撬動一孩家庭的生育潛能。去年，國家衛健委公開表示，繼我國先后實施單獨兩孩政策、全面兩孩政策、三孩政策以來，我國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占比已提升至55%以上。未來如何實現一孩家庭的擴容很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說，相比育兒補貼，發展托幼服務的惠及面顯然要更大，尤其是輻射到準一孩家庭，相關社會資源的介入和支持，相信將帶來更多的改變。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國家層面已出臺多個文件，加快統籌推進托幼服務發展。眼下隨著出生人口減少，幼兒園學位資源逐漸由緊缺轉為寬松，這也不失為發展托幼服務的一個契機。已有不少專家指出，應不失時機地推進托幼一體化，將2至3歲幼兒的托育納入幼兒園，從而實現學前教育資源更高效配置。如何因地制宜構建前瞻性的托幼服務體系，如何施以差異化的細則提高托幼服務的可及性，如何釋放生育成本社會共擔的政策導向與善意，是留待我們解答的關鍵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