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寧

我曾在駐馬店高中當過9年教師，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經歷。

大家都知道，教師的工作是個良心活兒。在我看來，良心不僅是職業道德的社會規范，更是一種淡泊名利的良好心態。在這個關注高考的熱季里，我就和大家聊聊我當年當教師的心態和感受吧。

1983年，我在地高（駐馬店高中）工作的第三年，開始當82班的班主任。就是這個82班，到了1986年高考時，竟然包攬了全區文科前三名，兩個考上北京大學，一個考上對外貿易大學，這在地高歷史上是空前的，我作為班主任更是興奮和自豪。但是那時候沒有新聞炒作，沒有媒體宣傳，學校沒有獎學金，社會沒有捐助，一切一如往常般那么平靜，而我，就像一個沖刺到終點的長跑運動員，轟然倒下，生病住進了醫院……

地高的老師就是這么拼命。動力是什么？是金錢、名利或者壓力？我覺得都不是。校長楊公山，從來不聽教師的課，不檢查教案，從不加壓定指標，甚至偶爾開會他也不出席。他每天就是跑地委行署和職能部門找領導，解決教師家屬調動安排、子女就學、就業、教職工生活待遇等困難和問題，解除教師的后顧之憂。記得他上任的第二天，就首先登門拜訪我們六個畢業班的班主任，噓寒問暖，關懷備至。

那時的地高，環境優美，古樸典雅，有暖房花圃小池塘，幽深的杉樹林，歪脖子老槐樹，帶長廊的圖書館，儼然是一個教書育人的“世外桃源”。我的作息規律是“朝五晚十”，早上五點多起來檢查早自習，然后備課、上課，一直到晚上10點晚自習結束，放學休息。我的活動軌跡是“三點一線”，住室、教室、教研室，“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老師們專心教學，心無旁騖，遠離塵囂。不知道地委書記行署專員是誰，省委書記叫什么，真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我帶的82班是個文科班，干部子弟較多，但我那時候卻沒有官職級別的概念，什么地廳級、縣處級，在我眼里都是學生家長，他們的孩子都是我的學生，一視同仁、有教無類。地高有班主任做家訪的傳統，我一有空就騎個破自行車逐個家訪，除市區外，還跑到郊外的唐坊莊和柳竹園，及時與家長溝通和交流其學生情況。一來二去，有些家長成了我的好朋友，至今還有聯系。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到分管教育的副專員家家訪，普通的單元房，一對舊沙發，低矮的吃飯桌，一圈小凳子，比我這個當教師的家庭條件好不了多少。后來我就寫了一條橫幅掛在我家里：何陋之有。

那時候的師生感情是純真的，沒有利益交換，不會推銷資料，不知道辦補課班掙錢，即使補課，也絕不會收費，甚至連想都沒想過。

前面提到的高考探花（當年全區文科第三名）劉光臨同學，是個愛鉆研的小伙子，可能受我這個歷史老師的影響，酷愛歷史，學而不厭。有幾次晚自習結束了，竟然還跑到我家里問問題。天氣太冷，我就坐在床上圍著被子向他講解。有時他提的問題很新奇，我們的談話就變成了研討。后來他寫了一篇小論文（題目記不得了），我幫他加工修改后，署上了我倆的名字（我還專門把他的名字寫在前面）發表在當時全國有名的《中學生學習報》上。高招錄取時，我還特意聯系高招辦的同志把這份報紙裝進了他的檔案袋里。后來高招辦的同志說，北大第一個錄取的就是這個第三名，而后才錄取的高考狀元。

因為我剛參加工作，跟學生們年齡差別不是很大，所以很容易和學生打成一片。春天里，領著他們登老樂山。課外就和他們一起踢足球，跑累了，我就當守門員。雖然學習很累，但他們很快樂。考試壓力大，但他們會釋放。

我始終覺得：對學生而言，考大學，只是走向社會的一個途徑。對學校而言，培養身心健康、性格完善、適應社會的有用人才，才是根本。當時還沒有素質教育的概念，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因材施教，引導優等生，鼓勵中等生，安撫差等生，讓他們都能過一段有意義的高中生活。

回憶起來，教師的生活的確很清苦，當時卻沒有感到苦；教師的工作很累，當時卻從沒叫過累；教師的職業很平凡，但從不感到自卑。云淡風輕下嘔心瀝血，默默無聞中無私奉獻，這，也許就是良心活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