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鄔啟斌

日前，國家認監委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汽車強制性產品認證改革的公告》，出臺了汽車強制性產品認證（以下簡稱“汽車3C認證”）制度的八項改革措施，對原有的認證制度進行了調整，著力降低企業認證成本，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此舉可謂打響了新一年汽車行業簡政放權的第一槍。

回顧我國汽車3C認證制度從誕生、推廣到如今的簡政放權，不難看出，其與我國汽車工業快速發展幾乎同步進行。自2001年開始，我國汽車產銷量開始快速增長，私人消費逐步成為市場主力，人們對汽車產品安全、質量的關注度也不斷提升。為滿足消費者需求，提升產品質量，更為兌現加入WTO時的承諾，我國在2001年正式發布汽車3C認證制度，并于2003年要求所有汽車產品必須符合3C認證要求，未通過認證的產品不得生產和銷售。經過十余年的努力，我國汽車質量認證制度基本與國際接軌，建立了符合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

然而，在汽車3C認證制度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仍出現了令消費者甚至全社會關注的汽車安全和質量問題，如“斷軸門”事件等。在此背景下，有人擔心汽車3C認證簡政放權會不會使汽車企業放松對產品安全性和質量的要求，使問題車輛增加？對此，筆者倒覺得不必過慮。

首先，我國對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實行公告管理，不符合生產資質和要求的企業不能進入行業，無法達到安全標準的產品也上不了公告，自然不能在市場上銷售。其次，汽車3C認證簡政放權并不意味著認證部門撒手不管、汽車產品不再進行強制性認證，而是簡化了事前審批工作，改進了工作流程，由事前審批轉為事中、事后監管，并由專項督查轉變為“雙隨機”抽查，且加大了獲證產品的抽查比例，以確保汽車產品的安全性和質量。

在此次汽車3C認證制度改革措施中，提出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確保檢驗檢測數據與結果一致性的前提下，采信生產企業的檢驗檢測結果；在確保認證有效性的情況下，對同一集團內工廠搬遷、建立新生產場地等情況，采信生產企業自我聲明，試點“先發證后審廠”模式。筆者認為，這一思路顯示出政府管理部門與生產企業之間已經有了相互信任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國汽車工業水平日趨成熟的標志。

同時，筆者建議，監管機構在簡政放權的同時，更應強化事中、事后監管，提高執法能力，增加車企的違規成本，以此保障公平、公正的市場準入秩序。

首先，在長期監管的基礎上，應建立汽車產品安全性和質量誠信評估體系，及時向公眾公開，讓誠信分值成為量化企業品牌價值的一部分，促使企業重視產品安全、質量與品牌價值之間的聯系。其次，在事中、事后監管上，應建立汽車產品安全和質量追責機制，并伴隨高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不僅迫使生產者和銷售者更加重視產品的質量問題，而且鼓勵消費者主動揭露企業的違法違規行為，消除企業的僥幸心理。再次，在社會監管上，或可引入保險評估方式。在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基礎上，允許企業為產品購買質量責任保險，保險公司為正確評估風險和確定保險費率，必定會對企業的產品質量或質量保證能力進行科學的審核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