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118記載雍正六年出臺規定：凡副將及其以下擅自違制乘轎者，革職。圖為《欽定大清會典則例》片斷

　　邦佐/圖

　　清初，從王公貴族、八旗官員到漢族官員，騎馬者多，乘轎者少

　　武職官員要帶兵打仗，因此不得乘轎，原本是中國王朝的一個傳統，如《萬歷野獲編·勛戚》卷五載：明代“武臣貴至上公，無得乘轎。即上馬，不許用橙杌。”

　　清朝以騎射取天下，對此項制度的繼承便是順理成章的事。順治入關后，從王公貴族、八旗官員到漢族官員，騎馬者多，乘轎者少，所以對于官員坐轎之事，并未給予特別的關注。順治四年及九年，清政府兩次頒布有關制度，在提到乘轎與騎馬一事時，雖然規定了不同等級的官員乘坐轎子的大小等規制，但仍有“若不乘轎，愿騎馬者，各從其便”的說法。當然，出于禮法的需要，清政府有時對乘轎一事也有關注。如順治四年五月，有官員就平西王吳三桂等各路王爵乘轎一事請示，朝廷上諭回復說：平西、恭順、智順、懷順各王，在鎮守的地方可以乘轎，到京師則須騎馬。但大體上，不論滿洲王公還是八旗將領、官員，一般均有騎馬的習慣，漢族文臣也多騎馬，所以雖然定了乘轎的規矩，但并未引起高度重視。

　　隨著承平日久，官員中享樂之風漸盛，棄馬乘轎者漸多

　　康熙以降，社會逐步走向安定，經濟漸趨繁榮。承平日久，官員中享樂之風漸盛。不僅王公貴族，而且旗籍官員、漢族中的武職將帥多有棄馬乘轎者。此種現象在康熙時即已引起當朝注意，雍正、乾隆時期，出臺了一系列旗員與武職官員不準乘坐轎子的規制。

　　康熙二十七年，曾下令將一名坐轎開赴作戰前線的武職官員免職。雍正四年九月，出臺了武職官員不準坐轎的規定：“近聞副參游守等官，竟有坐轎并不乘馬者，習贍養惰，莫此為甚，且身為武臣而以乘馬為勞，與職守大相違背，何以訓練兵丁。嗣后副參游守等官概不許坐轎，以長怠惰之習。倘有不遵，該督撫提鎮即行指名題參。”雍正六年出臺規定：凡副將及其以下參將、游擊、都司、守備等官，如不乘馬，“擅自違制乘轎者，革職”。當然，雍正時期的這一規定，主要針對副將及其以下官員，還沒有對旗籍官員乘轎一事作出規定。

　　旗員及武職官員不準乘轎的規定，到乾隆時期成為定制

　　乾隆時期，陸續出臺了禁止武職官員、旗籍文武官員及宗室王公乘坐轎子的規定。乾隆五年，針對漢族武職官員多有乘坐轎子的情況，重申了雍正時期的規定：“自副將以下至都司守備，俱公然乘坐四轎，甚至有前呼后擁，喧耀街衢者……各省督撫提鎮，務將朕旨通行申飭。如仍不遵奉，即指名題參，交部議處。” 乾隆十二年，下令禁止年輕宗室公等及旗籍武職大臣乘轎：“年少宗室公等，平日亦皆乘轎。伊等不過間日上朝，自應練習騎馬。似此希圖安逸，亦屬非是。此關系我滿洲舊習，著力行禁止。”至于旗籍武職大員，“自應遵照舊制騎馬，以為所管轄人等表率，若自求安逸，則官兵技藝，安望精熟。” 乾隆十四年，進一步強調外放為官的旗籍文武官員，60歲以下者，一概不得坐轎。乾隆十五年，細化了滿洲籍文職大臣禁止坐轎的規矩。規定所有旗籍文職大臣，除60歲以上，身體的確不好者，一律禁止坐轎。除輩分高于皇帝和年紀很大的以外，王公親貴亦禁坐轎。有乘轎資格的年輕親王等，除了在特定的禮儀場合需要“列儀衛”，可以坐轎子以外，平時一律騎馬。倘禁止后有坐轎者，著察旗御史即行察參，若御史不參奏，經訪聞，連御史一塊治罪。

　　有趣的是，乾隆帝多次發布禁止乘轎的上諭后，有的官員以為皇上是反感坐轎，于是改為坐車，乾隆帝不得不再次發布上諭，反復說明不許坐轎的意思：叫你們不坐轎，不是說你們沒資格坐轎子，也不是你們不應該坐轎子，而是要你們保持“嫻習武藝”，不要把滿洲人的傳統全都丟光了。乾隆二十二年，對于外省旗籍武職官員也明確規定：“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視在京都統副都統，凡武官皆乘馬，將軍、都統、副都統、總兵官，有老年不能乘馬者，聽奏明請旨”。亦即說，不僅旗人，綠營漢族將領都不得坐轎，年老體弱的要請旨，得到批準后才能坐轎。

　　對于違例乘轎的處罰，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時期相對較嚴，此后則時緊時松

　　清朝對于違制乘轎的官員進行懲治，早在定制以前就已開始。然而，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每一項規制，都難以貫徹到底，清代旗員、武職不準乘轎的規定也是如此。其間既有正常的“特許”，也有高官顯貴的公然違制。

　　就一般情形而言，由最高當局出面給予的特許，都是有理由的，或者也是出于特殊原因。如，乾隆五十八年上諭：“向來武臣無乘轎之例，海蘭察在軍前效力多年，腿有宿疾，著格外施恩。賞令乘轎。”但這種特許或例外，易使一般官員感到乘轎也是一種尊榮，遂出現效仿者。如嘉慶年間，特許因保衛皇帝受傷的丹巴多爾濟等乘轎，卻導致一班官員“繼者亦相率因之”。同時，也有一些特許，使貪圖安逸的官員有了乘轎口實，如道光曾在諭令中說，如遇到“高山峻嶺，逼仄崎嶇，或稻田水曲，不能乘騎”等情況，可以允許乘坐“竹兜”一類的小轎或滑竿之類，這導致一些官員以此為由，尋機違例乘轎。

　　大體上，對于違例乘轎的處罰，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時期相對較嚴，此后則時緊時松，越到后期，處罰越輕。有時是以違制乘轎的單一條款進行處理，更多的時候是一名官員的多項違規行為中，有違制坐轎這一條。道光時，尚有福建提督許松年因違例乘轎而被革職的事例，后來，類似的嚴厲懲治漸漸減少。光緒時，湖廣總督張之洞為整飭營伍，參劾宜昌鎮總兵傅廷臣、鄖陽鎮總兵鄧正峰“公然乘轎，毫無顧忌。舊制新章，一概置之不理”。但到了處罰時，卻又說“姑念相沿舊習，量予從寬”。只不過是“請旨將其摘去頂戴，拔去花翎”而已。

　　公然違制的情況也時常發生，如乾隆時出征臺灣的大將軍福康安，出行所坐的大轎子，用36名轎夫抬行，速度極快。出師打仗，這位福大帥也坐轎，轎夫每人要備幾匹好馬，輪換時就騎著馬跟著大轎行進。關于福康安的傳說很多，他敢用這么大轎子是公然違制的行為，竟未受到處罰。在高官顯貴面前，制度往往顯得蒼白無力，上行下效，違制之事漸漸相沿成習。無獨有偶，清末湘軍中也有武將坐轎子打仗的。曾國藩建立的湘軍，本來就是以文臣上陣打仗為特點的，王錱為湘軍中儒將，此人上陣打仗，不騎馬而坐轎子，每每端坐于轎中，指揮將士上陣。

　　專制時代的政令，往往難于貫徹執行，社會上對于此類違制行為，也多是有人舉報、彈劾時才進行追究，或者是在犯了其他大案時才牽扯出違制坐轎這類行為。

　　（作者潘洪鋼 為湖北省社科院文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