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身邊名臣除了魏征、房玄齡和杜如晦之外，其實還有一位名叫馬周的人，雖然在民間的名氣遠不如前三位，但在歷史上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前三位。例如為了改善當時的治安情況，馬周就建議多處設立警鼓，讓長安市民隨時可以報警，大大提升了這座國際大城市的安全感。

　　馬周是個窮小子，年輕時主修過《詩經》和《春秋》，在這方面頗有造詣，為日后服務大唐王朝打下了很扎實的基礎。當然，才華積累好了，不等于機會馬上就來。馬周年輕時很落魄，唐初的時候，在基層工作，給人的印象是好高騖遠，大事沒機會干，小事干不來，“不治事”，遭地方基層官吏的辱罵。馬周于是徒步二千多里，北漂長安找前途。

　　他在長安也混得不好，連吃飯都成問題，旅店老板看著他都心煩。然而，馬周并不灰心，他有充分的自信，因為當時的大唐王朝正處于崛起階段，需要總結前朝的教訓，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唐朝管理層的內部關系需要協調，而他在這方面已經有成熟的建議，只是缺一個上書的途徑而已。

　　為了找到這個途徑，他想盡辦法，最終投靠到唐太宗親信常何將軍的門下。那個時期的唐太宗極其需要治國的點子，甚至要求常何這樣的武夫上書言事。馬周終于逮著機會，代替常何上書，唐太宗看了這份才華橫溢的奏章，知道一介武夫到不了這個水平，就問是誰人所寫。在這種情況下，馬周終于進入了唐太宗的視野，也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馬周對于吸引唐太宗的眼光這件事，分寸拿捏得很準，他的架子比諸葛亮還大，讓唐太宗的使者請了四次才肯覲見皇帝。他的這種姿態，是反復向唐太宗強調：我是個有才而且有骨氣的人，不是來謀富貴，而是來干事業的。其更深的動機則是，他以自己為試驗品，讓唐太宗做出一個求賢若渴的示范，從而推動唐朝人才搜羅工作的良性發展。

　　馬周后來官居中書令，其實是相當于宰相的位置。

　　馬周的奏章為什么能引起李世民的注意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能從人際關系和家庭倫理的角度去做引申，從而提出如何進行管理的建議。將管理和人倫掛鉤，這說明他的《詩經》沒有白讀。例如他直接指出唐太宗不應該自己去避暑，而把老爸李淵撂在長安忍受高溫，這實際上是提醒唐太宗要給以孝治天下做一個好榜樣。一句話就點醒唐太宗，抓問題能抓根子，所以馬周能得到唐太宗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