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再度襲來，不過這次，范圍更大。

　　前所未見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版圖的悄然變化，“民工荒”席卷東部經濟發達省份的同時，中西部農民工輸出大省也出現了“民工短缺”，并由此拉開了中西部與東部爭搶農民工的序幕。

　　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全國103個主要城市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從金融危機期間的0.85，大幅回升至0.97，接近2007—2008年的歷史最高點。

　　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統計顯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過50人的企業達2300余家，缺工總數達到25萬人;湖北省勞動就業管理局披露，今年湖北省勞務輸出人數預計將縮減10%～15%，減少外出人員至少100萬人，湖北省內的用工缺口約有60萬人;重慶的有關數據顯示，有430萬農民工在外地區就業，而今年重慶市內的企業對勞動力需求將增加55萬，也出現大面積“用工短缺”……

　　這場正在上演的東西部勞動力爭奪戰，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調整和社會經濟轉型的失衡還是必然?當代產業工人就業，更看重什么?更需要什么?企業招到人，留住人，最應依靠的又是什么?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赴山西、陜西、安徽、河南等地，實地深入調查“民工荒”真相。

　　“產業工人”贏得尊重了嗎?

　　張麗麗是來自安徽的農民工，19歲就開始出去到上海打工。

　　“在外面一呆就是好幾年，工作一直比較累，尤其是當生病、親人不在身邊的時候，這時特別想家，這是我在外打工經歷中留下的最為痛苦的記憶。”張麗麗說。

　　今年春節前，張麗麗為了照顧準備上學的孩子，不得已才離開上海，通過親戚介紹回到老家安徽阜陽的一家企業工作。

　　“家里現在都辦廠了，以后不會再出去了。”張麗麗一臉欣慰地告訴記者，“在外面比家里苦多了。工作累不說，孩子無法入學，而且物價太高，出門什么都要花錢，各種開銷就受不了。在家鄉這些都省了，可以照顧老人、小孩，照看地里的莊稼。”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張麗麗現在的同事中有70%以上，都是來自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返鄉農民工”。而正是由于大量的農民工“返鄉”，才造成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用工荒”。

　　事實上，面對東部沿海地區來勢洶洶的“用工荒”，有關專家明確指出：企業僅僅靠采取提高待遇、降低門檻的辦法來應對，這或許能取得一時之效，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徑在于加速推進農民工的“產業工人”進程。

　　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全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業占68%，建筑業占80%;在全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2%;城市建筑、環保、家政、餐飲服務人員90%都是農民工。

　　而早在2004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就明確認定“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后的2006年1月，《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再次充分肯定了農民工的歷史地位與作用，稱“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他們為城市繁榮、農村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農民工的辛勤勞動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承擔著城市最累、最苦、最臟、最險的工作，但多數企業還沒有把農民工當成穩定的產業工人。他們與城市產業工人相比，享受不到應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待遇，游離在社會保障之外，處于城市里的底層。

　　有關專家認為，沒有戶口、子女上學受到各種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以及過高的消費水平、較差的生活環境、高房租、高房價，甚至受到城里人的無端指責和歧視等等，使他們逐漸對打工的城市失去了信心，而這才是“民工荒”的內在原因。

　　而加快推進農民工的“產業工人”進程，有待于政府盡快調整城鎮管理政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為農民工融入城鎮提供必要的條件。同時，要切實提高農民工的政治、經濟、社會待遇，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讓農民工像市民一樣在城市“體面地生活”。

　　缺工人源于缺待遇

　　有專家認為，新一輪大面積的“民工荒”是因國際金融危機后不少企業減產、停產，大幅度裁員以后出現的用工反彈。這些企業接的大都是“短單”和“小單”，帶有很強的季節性和臨時性。一旦后續訂單無法跟上，這些農民工將再度被裁減。

　　正因為多數企業缺乏用工的“長效機制”，讓農民工缺乏安全感與穩定性，致使農民工的流動性增強，從而引發企業季節性或臨時性“用工短缺”。

　　實際上，“民工荒”并非今年才有，早在金融危機之前就已經出現。只是那時局限于珠三角地區，其他地區并不明顯。但是今年的“民工荒”尤其嚴重，甚至蔓延到中西部地區。

　　除了大的社會用工環境因素外，這其中與用人企業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有很大干系。

　　“1996年，在我16歲時就去廣東打工，工資很低，只有300～400元。那時生活很困難，一天才吃兩頓，根本吃不飽，還要經常加班，搞得人又累又餓。為了省錢，我常常不吃晚飯就睡覺。”面對記者，常年在外打工的李滿霞忍不住眼圈濕潤，露出一臉的難過。

　　她說：“2005年，我去了北京，做電子產品。在北京的時候，計件工資也就1000元左右，好歹解決了溫飽問題，不再挨餓了。出去打工有10多年了，雖然掙了一點血汗錢，但給我留下的幾乎都是辛酸記憶。”

　　顯然，李滿霞的經歷是上一代農民工的共同經歷。

　　在中部省份安徽，記者在實地采訪中發現，用工制度規范、工資待遇較高、生產生活環境比較好的企業，春節過后外來工返廠率達80%以上，甚至更高，招收新工人也相對容易;而一些工資待遇低、生產生活環境差的企業春節過后普遍存在缺工問題，缺工率達30%～60%。

　　有專家分析認為，農民工權益訴求與現有企業管理制度設計之間存在的不對稱，可視作東部地區“民工荒”的一個深層誘因。

　　因此，專家建議，企業應該合理提高農民工的薪酬水平，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創造更多在崗培訓和業余學習的機會，支持他們對自我發展的追求。學會“用良好的信譽吸引人，真正的關懷溫暖人，良好的待遇留住人，優良的環境培養人”。

　　“解決用工荒，企業本身要提高員工待遇，實行人性化管理，才能留住工人。”來自江蘇常熟、在安徽阜陽投資建廠的企業家貝建英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據貝建英介紹，他們廠工人的生活條件相當好，宿舍每間最多3～4人，有各種文化娛樂活動設施，員工生日廠里還會送生日蛋糕。他們廠去年開始就在落實社保。目前，他們廠90%以上的工人都工作了半年以上，流動性很小。

　　“能在我們公司持續工作兩個月以上的員工，‘五險一金’等社保基本上都可以解決。如果給員工辦了社保，員工隊伍就會明顯穩定一些。”來自安徽凱樂公司管理層的謝軍認為。

　　阜陽一家企業的職業經理人張建法表示：“我們從事的紡織業是勞動密集型，工作強度大，員工流動性也很大。我廠主要是提高工人的待遇來穩住員工，從食、住、精神文化多方面著手，鼓勵每位工人都辦理社會保險，減少流動性。”

    　“我覺得解決用工荒，更重要的是要改變思維方式，用科技創新改善用工情況。比如運用高科技手段，提高自動化水平來減少員工數量。”張建法說。

　　事實上，不少企業已經清醒認識到，工人緊缺的背后是靠人海戰術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已經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只有加快生產技術的升級換代，改變用人觀念，這樣企業才能擺脫民工荒的尷尬。

　　“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挑戰

　　今年19歲的史梅青春靚麗，面容清秀，是典型的“新生代農民工”。17歲時，她就開始外出打工，至今已有兩年的打工生涯。

　　“我開始在寧波一家服裝廠上班，每星期休息一天，平時也很少加班，勞動強度不算太大。工資也感覺挺多的，一年能剩1萬多元。但仍然覺得挺辛苦的，沒有上學時那么開心，壓力太大，約束太多。”當史梅談起打工的感受時，這樣告訴記者。

　　史梅說，她始終感覺“在家鄉工作舒服一點，也可以照顧家庭，不用那么想家”。盡管工作上有“很不開心的事情”，但只要有家人在身邊陪伴，就感覺沒什么大不了的。“將來有機會也想再出去見識一下世面，不過等有錢了再作打算。”

　　而年僅20歲的打工妹張青，在福建打工一年多了，每月收入也有2000多元。張青說，這次選擇回家打工，主要原因是因為“想男朋友了”。“以后不想離開家，也不想離開男朋友了，對以后的生活暫時也沒有什么計劃。”

　　“現在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和以前的農民工完全不一樣，他們注重的是工作和享受并存。”來自鄂爾多斯羊毛衫廠的高管王世軍告訴記者，公司在周末放映最新的電影，舉辦籃球、乒乓球等各種比賽來豐富工人的文化生活。除提高業務水平以外，公司的另外一個目標就是要給員工創造一個和諧的生態小區。

　　很明顯，新一代農民工覺悟的提高、權益意識的增強，已令不少傳統企業開始向更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轉變，這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真實體現。而隨著60后、70后農民工的逐漸老去，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粉墨登場，成為企業用工主體，開始影響、甚至決定著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

　　“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擇業時，更加關注工資待遇、企業前途、工作環境、發展空間、權利保障等因素，工資待遇不高、勞動者權益保護不到位的企業，對他們很難有吸引力。”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認為，與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注重個人的自由、個性的張揚，對“吃苦耐勞”等傳統價值觀進行著無情的顛覆。

　　實際上，就行為特征而言，“新生代農民工”已告別父輩們的“溫飽”與“節約”的打工方式，更傾向于“發展”與“享受”打工方式，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強、消費觀念更為開放、對自身權益的維護更加注重，但唯一不足的是缺乏“職業生涯設計”，對未來的生活有憧憬，無規劃。

　　也有專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已不愿重返農村，而希望通過努力融入城市，追求與市民相近或相同的生活水準，并希望在企業經營、社區發展、國家政策等公共事務中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企業在善待農民工的同時，應為農民工規劃“職業生涯”，讓農民工感到有發展前途。

　　“技工荒”倒逼職業教育

　　“民工荒”其實更多的是“技工荒”，即缺少技術工人或技能熟練的工人。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東部沿海省份經濟快速發展多年，消耗了大量的資源、環境、土地等要素，現有條件下再也無法支撐快速發展的需要。現在必然要向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轉變。他們未來的發展已經無法靠增加就業、增加勞動力供給來解決，他們需求的將是素質更高、經過專門培訓的勞動力。

　　事實上，早在金融危機前，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就開始進行產業升級，實施“騰籠換鳥”策略。長期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逐步退出經濟舞臺。

　　“目前，長三角、珠三角更缺技工，即有一定技術、特殊技能，能適應產業升級要求的高素質農民工。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這種用工短缺不會馬上緩解或消失，漲工資也不可能立竿見影。因為產業升級和人才培訓都需要有一個過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長時間。”同長三角、珠三角有勞務輸出合作關系已經5年的阜陽市勞動就業局局長慕朝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事實上，作為全國聞名的勞務輸出大市，阜陽市每年有250多萬農民工外出務工。然而，阜陽市也出現了“用工短缺”現象，特別是技術工人和技能熟練的工人。

　　今年春節前，來自蘇南的投資商季建康看中了阜陽市人力資源比較豐富的優勢，決定來阜陽辦服裝廠，旨在擴大經營規模，全力在阜陽發展。因為服裝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在蘇南地區無論工資多高，也很難找到更多技術工人了。

　　然而，季建康在阜陽開出幾乎和蘇南地區相同工資待遇，甚至包吃包住，每人每月比在蘇南地區大概要多支付100元左右，但仍然招不到更多的技術工人和技能熟練的工人。原本需要100多人的廠子，目前僅招到了數十人，相差一多半。

　　“盡管這里的人力資源很豐富，勞動力成本也不低，但經過培訓的技術工人和技能熟練工人太少了。看來不能急于擴大規模，還要從長計議，從培訓熟練技術工人開始。”季建康慨嘆道。

　　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阜陽市教育局局長胡濤認為，“民工荒”說明中國輕視職業教育的“積弊”已久。由于受“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影響，多數學生家長“重仕輕工”，造成多年來大學招生出現“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國家公務員考試人數也“屢創新高”成為“第一國考”。而職業技術教育卻“乏人問津”，造成招生困難，舉步維艱。

　　“產業升級和企業技術水平提升的最重要環節是培養高素質的技術工人，而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是培養高素質技術工人的關鍵。”胡濤認為，目前職業技術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經費很少，發展緩慢。而企業的教育培訓責任也體現得遠遠不夠，投入太少、功利性太強。

    　胡濤建議，國家提高職業技術教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制定科學合理的發展戰略規劃和目標，改善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環境，大幅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經費在整個教育投入中的比重。同時，積極推動職業技術教育向免費教育發展，并優先在中西部貧困地區實現。

　　中西部發展“就地取材”

　　近年來，長三角、珠三角乃至傳統人力資源輸出大省出現的農民工“短缺現象”，從積極的意義看，標志著農村勞動力開始從“無限供給”轉化為“有限過剩”，從而使農民工逐漸成為“稀缺資源”。

　　隨著中西部省份經濟的快速崛起、農民收入的明顯提高，他們和東部經濟發達省份差距的迅速縮小，也為農民工群體提供了更多的選擇，農民工外出務工不再是“唯一選項”，外出務工的意愿已“顯著降低”。

　　事實上，中國區域經濟版圖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金融危機后，國家已先后批準了十多個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步伐明顯加快;同時，各地也在全力推進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東南沿海地區已加緊對目前的經濟產業結構進行升級和調整，對中西部地區實施有序的產業轉移。

　　為順利實現產業轉移，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中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區產業基礎和勞動力、資源等優勢，推動重點產業承接發展”。

　　為搶占先機，安徽、四川、重慶、湖北、湖北等中西部省份紛紛打出“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招牌，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將原本把東部沿海城市作為主要生產基地的各類勞動密集型企業，吸引到各自的經濟開發園區中。其中，安徽的皖江地帶還有幸成為“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有意識地吸納長三角企業的資金、技術和高素質勞動力資源。

　　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西部地區吸收外資的比重有所提高，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增幅超過東部地區。東、中、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85%、6.5%和8.5%，分別比上年同期降低1.2個百分點、增加0.6個百分點和增加0.6個百分點。

　　而且，在合肥、武漢、成都、重慶、西安等中西部城市中，無論是城市基礎設施，還是農民工的用工數量、工資待遇和生活水平已和東部城市相差無幾。加之東部各類加工企業和臺資、外資勞動密集型企業大舉西遷，造就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許多農民工不愿再“舍近求遠”外出打工了。

　　因而，有專家“建言”：東部地區一方面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農民工保障制度，改善農民工的生活、工作環境，提高工資待遇，吸引部分農民工回流;另一方面，從信貸、稅收等方面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保障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才能保障農民工的工資待遇提高、工作環境的改善，留住更多的農民工。

　　“重”山西，不缺工

　　因經濟結構偏“重”，加上根深蒂固的本土情結，山西并未出現普遍意義上的“民工荒”。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