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   靈

近日，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的黨政干部受訪者達45.1%，公司白領受訪者達57.8%，知識分子 (主要為高校、科研、文化機構職員)受訪者達55.4%。而網絡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的則高達七成。對此，調查者很疑惑：為何黨政干部、白領等“精英階層”都覺得自己“弱勢”？

在我看來，與其說這是對“弱勢群體”的調查，不如說是對“弱勢感”的調查。也就是說，在調查時稱自己是“弱勢群體”的被調查者，并不一定就真的是“弱勢群體”，或者說并不總是“弱勢群體”。這樣看來，這一調查結果只是一個相對結論，只是表明在一定條件下，有些看起來不那么弱勢的群體也有強烈的“弱勢感”。如果把所有群體放在一起比較，這些群體就不可能表現出來那么強烈的“弱勢感”了。

雖然調查結果并非十分科學，但并不意味著這一調查沒有任何價值。這一調查最引人注意的當屬有近一半黨政干部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激烈的官場競爭、嚴厲的問責制度和強大的網絡監督面前，一些官員成了“驚弓之鳥”，生怕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應該說，官員由此而產生的“弱勢感”是必須的，如果官員面對監督和問責都沒有“弱勢感”，說明權力根本受不到有效的監督制約。

不過，這種“弱勢感”并不一定是因為權力受到充分的制約，因為一個真正能夠對權力形成有效監督的體制，能夠讓官員產生的不是“弱勢感”，而是“敬畏感”。也就是說，只要官員敬畏制度，自己就不會感覺弱勢。這樣看，某種意義上，官員的“弱勢感”是一種由于缺乏穩定預期的“恐懼感”。比如，同樣的一句話，如果在系統內講一講，可能會受到贊賞甚至鼓勵，可一旦被曝光，自己就有可能被免職問責。類似例子還有很多。

這種由于對規則的不可預期性而產生的“弱勢感”，在官員群體中體現明顯。因為，如果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和規范，官員只需要對上負責而不用對下負責，說明其不是在對一個制度負責，而可能是對某個人負責。這也就是出現“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原因。

而且，一個時常都有“弱勢感”的群體，一旦自己處于強勢地位時，就會把這種強勢地位發揮得淋漓盡致來作為對“弱勢感”的補償。這就是一些對上有“弱勢感”的人，占據強勢地位之后，不是盡可能地推動制度完善，從而消除“弱勢感”，而是屢屢讓下屬產生“弱勢感”。受“弱勢感”所害的當事人，不是去努力消除“弱勢感”，而是希望轉嫁自己的“弱勢感”。“弱勢感”就這樣在傳遞中擴大和蔓延。

所有的“弱勢感”都來自對不可預期的恐懼。這是一種絕對的“弱勢感”，而與其他群體的比較只是一種相對“弱勢感”。當我們對制度對未來普遍缺乏穩定的可預期性時，每個人都有揮之不去的“弱勢感”。這也就是現在我們會看到越是精英群體反倒越自封為“弱勢群體”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