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華

11月21日，昆明市政府下發文件，要求各單位職工在12月20日前自覺拆除自家防盜籠，公職人員無任何補助，須百分之百拆除，如不執行將嚴厲問責。如今，措施已到“不拆家中防盜籠將被開除”的地步，引發更大爭議。昆明市副市長陳勇還列出防盜籠的三大“罪狀”：影響市容市貌，擠占公共空間；造成雨污混流，污染滇池水體；形成重大安全隱患（12月18日《法制日報》）。

這種靠行政權力公開要挾公民自行拆除防盜籠的強硬做法，頗具行政效力和執行威懾力。但任何一種行政行為，均應以法律為準繩、民意為基石。公民審視目前治安現狀，為有效保護自己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在自家一畝三分地上自制安全防護措施，當是合法合理行為，并無不妥。

即便防盜籠有多條影響城市外觀的“罪狀”，也構不成公共機構可以強拆的法律依據。《物權法》規定，為了公共利益，政府應通過與市民協商，并給予一定經濟補償的方式進行。如果市民覺得自己當初安防盜籠掏了錢，政府補償又不足，協商無果，那么，公共機構無權強拆公民的防盜籠。套用一句敬畏私產的名言：“風能進，雨能進，拆籠的榔頭不能進。”即使裝防盜籠的人是公職人員，公權也應依法尊重其公民“權利”，而不能以砸飯碗來恐嚇他們。

再說以民意為基石的問題。公共機構在打造人居環境的過程中，需先考量居住在這座城市的人。如果治安好得“天下無賊”，誰愿意把自己困在防盜籠內？已經裝了的，恐怕用不著行政機構如此強力推進，只需人性化提醒一下，公眾就會自覺拆除“鐵籠子”。而現在的情形卻是，雖然拆除防盜籠的理由多多，但公共機構卻并未明確，拆除后的防盜問題如何解決，下一步治安措施如何及時跟上。

道理很簡單，拆除防盜籠需要公眾配合，公共機構首先就得給公眾一個安全的環境。如今，隨著城市居民家的防盜門、防盜網變厚變粗，市民安全感日漸變弱。因此，在“設籠防盜”的行為面前，最該反省的恰恰是擔負社會治安職責的相關部門。小偷漸多，賊膽變大，根源還是公共安全存在這樣那樣的漏洞。如果這樣的安全漏洞不存在了，違法犯罪現象降低到天下無賊的地步，公眾自然不會想過“籠中鳥”一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