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昌金

前不久，上海一位白領(lǐng)先生遭遇當?shù)剡\管部門的“釣魚執(zhí)法”，在被迫繳了1萬元罰款并聲明放棄申訴的權(quán)利后，才取回了自己的車。據(jù)報道，這一事件近日又有新進展：車主把執(zhí)法部門告上了法庭，法院也已立案。

　　身為管理部門，卻專門派人設(shè)“鉤子”，故意引誘人上鉤以牟取更多的罰款，足見權(quán)力被亂用到了什么地步。而且，在事件的處理上一錯再錯，不僅逼人繳了罰款不說，還逼人必須“放棄申訴的權(quán)利”。

不過，他們之所以在罰款之后還要逼人承諾，也說明他們心里還是蠻清楚自己行為的性質(zhì)，是“以防萬一下”的強迫性承諾“放棄申訴的權(quán)利”。他們這樣做，也算得上是“心中有數(shù)”了，只是這種“有數(shù)”，又不見得高明到哪里。想想，一個所謂的當面聲明，又真正具有多大的效用呢？卻被如此鄭重地做出來，不知是否真的有點利令智昏了。

事實上，這位白領(lǐng)先生事后很快就把自己的遭遇在網(wǎng)上給捅了出來，并引起廣泛關(guān)注。不知道這家身陷“釣魚門”漩渦之中的運管部門，會不會在心里恨死了這位白領(lǐng)先生不講“誠信”和“說話不算數(shù)”。但事到如今，要怪就怪運管部門自己了，誰叫你“不仁”在前，當然才有車主的“不義”在后了。以“不義”回擊“不仁”，也算是一種對等了。

像上海運管部門這樣逼人放棄申訴權(quán)的做法也非孤例。近年來，在一些礦難賠償中，就有一些受害者家屬在接受賠償之前，往往被迫簽下“不得向媒體反映”或“不得申訴”之類的所謂“協(xié)議”或“承諾”，否則，就得不到賠償。這些所謂的“協(xié)議”，實際上以受害者的賠償為要挾，而所謂“放棄申訴權(quán)”其實就是“不得翻案”的權(quán)利，不論賠償合理不合理，均到此為止。其實是用權(quán)力或利益下的脅迫行為。這無非是為了息事寧人而已。

這種脅迫固然也會有效，但未必全然有效。很多人都像上海這位白領(lǐng)先生一樣，事后也都違背了自己的“承諾”，本來就不公平，當然就無須信守了。但我想說的是，這種協(xié)議未必就具有什么法律效應(yīng)，即便有，一旦真正進入了法律程序，也未必會得到法律支持。我所不明白的是，明明知道這樣做無異于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何以還樂此不疲呢？真的是利令智昏了嗎？

但這種強迫下的不合理的承諾，以及事后的違反承諾，其實將人們帶入了一個道德的死胡同，那就是從此放棄對公平與正義的堅持，也不再相信什么，但除此之外，恐怕更多的還是信奉“好漢不吃眼前虧”的處世哲學，先把眼前的利益得到再說，再圖謀其他。這實際上是在有意無意中逼人作假，引導(dǎo)人當面一套，背后一套，教導(dǎo)人察顏觀色、見風使舵、出爾反爾，不然，就讓你連來背后一套的可能性都沒有。這種意義下的“以牙還牙”，看似正氣充盈，解氣也解恨，卻也會讓人滋長陰暗心理。這種潛在的道德指引及所傳遞的生存哲學才是最可怕的。因此，對于此事的解析，不僅要關(guān)注對以利益為主的權(quán)利的損害，而忽視了對人們道德品質(zhì)的破壞。而這其實是最不該被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