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碧輝

河南小伙洪作剛遭遇了一個不講信用的飯店老板。該老板不僅欠了他工錢，還向他借了錢，然后就人間蒸發了。小伙為了討薪，走遍了老板所在的西安高新區，找到了老板開的車，然后，他就將自己與車鎖在了一起。

鎖車討薪，很無奈，很心酸。整整四天，小伙沒有刷牙、洗臉，就著方便面，喝著礦泉水，無望地守候著那輛車。

當洪作剛之類的打工者走上討薪這條路時，其實在心里已經認定要回錢的希望渺茫，所以跳樓討薪、鎖車討薪這樣的極端事件層出不窮。沒有法律、沒有合同憑依的他們只能通過傷害自己的方式來吸引公眾的注意，來爭取媒體的關注，進而為解決問題贏來些許微弱的希望之光。

勞動部門幫忙，司法部門介入？當這些都被排除在洪作剛視野之外時，說明了什么？說明了它們與需要幫助的對象有距離。怎樣縮短這種距離，怎樣讓打工者遇到問題時能像想到親人一樣首先想到它們，是整個社會需要考慮、完善的問題。

鎖車討薪，也折射出勞動合同法的必要，它的每一頁都是企業不可逃避之重。只有企業承受了這種重量，將每一個細節都勾畫到位，勞動者才不用一個人背負討薪的沉重鎖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