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儀式上的講話中，特別提到了北京密云一位名叫鄧玉芬的母親——她把丈夫和5個兒子送上前線……

中國評劇院將這位英雄母親的故事改編成評劇現代戲《母親》搬上舞臺。這部紅色題材精品劇目，榮獲第十五屆文華大獎和第十四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并入選2016年度“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創作扶持工程重點扶持劇目”。回憶起當初創作這部作品的過程，該劇導演張曼君表示，“以舞臺創作回溯歷史，致敬崇高，弘揚民族信仰之光，是我們創作者的責任與擔當。”

讓主旋律創作有趣有智

評劇《母親》通過一位母親講述自己一生故事，用倒敘手法，以小見大地向觀眾展示了中國母親的堅韌和抗戰的殘酷，進而引導觀眾銘記歷史，反對戰爭。該劇以情動人，沒有說教，給觀眾以巨大的精神震撼和強烈的藝術感受，是一部難得的舞臺力作，上演后受到各界好評，榮獲多項大獎。

導演張曼君回憶道：“當年，我們去了幾次密云到鄧玉芬媽媽的家鄉采風。編劇錦云老師特別感慨，說：‘如果鄧媽媽的兒子小仔還活著，跟我一樣大！’我說你就從這個角度寫吧。”因此，死在母親懷中的小仔成為這部戲的主要敘述人，他的出現貫穿全劇——他看見自己的生，看見自己的死，看見自己的父母結婚，看見父親的離去，也看見哥哥們的參軍和壯烈犧牲……使整個故事視角具有很神奇的戲劇性效果。這樣的奇妙結構，把一個命題作文，新奇絕倫地立在舞臺上，并且讓歌舞并重的戲曲贏得了詩意表達的形象空間，借由中國戲曲手段，上天入地，可你可我、可進可退的自由通達，使得舞臺的組織方式和表達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如何表現母親這一角色的情感？張曼君認為既要悲壯，又要讓這個人物看上去內心平靜淡然，還要讓觀眾看著痛徹心扉。她選用了倒敘加插敘的敘述方式，演員在臺上塑造人物時無淚，卻讓觀眾更加為之傷心動容。“生與死，母與子，是每個人內心最柔軟的一面。我們要做的是去挖掘這份悲情之中的抒情與浪漫，讓每一個場景都顯示出母愛的寬厚與掙扎。”張曼君導演特別強調藝術創作中，在堅持正確方向、歷史真實和民族力量的同時，要注重藝術的表達，要把故事表現得有趣有智。她表示：“有時候我們過多追求新技術帶來的舞臺效果，而忽略了最本質、最真誠的情感。只有回歸到本質，我們才能探索出更動人心魄的表現手法。”

以“新歌舞演故事”

由于張曼君一向不喜歡程式化的排演風格，她的創新往往圍繞著“民族、民間、民俗”這“三民”，整個演出表現手法別具匠心。這也和張曼君獨特的成長經歷有關。

張曼君出生在江西贛南，很年輕就進入劇團；在基層院團擔任主演，演過各種各樣的劇種，“我當時是文工團員，既是獨唱演員，又演過話劇、歌劇、京劇、花鼓戲、采茶戲、贛劇、評劇……在表演方面達到一個很雜學的狀態，這個經歷現在看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但對我來說是寶貴的財富。”張曼君考入中央戲劇學院后，對舞臺有了更多思考。當時她只有20多歲，就提出了關于“擴展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特別是戲劇文化”的觀點，她認為：“我們要敢于拿來，要勇于借鑒，在這個基礎上，萬變不離其宗，因為我們的根脈，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思維方式、審美方式、表達方式，其實都是長在血液當中的。”

她特別強調，中國式審美源自生活，“我們的生活習慣、文化習俗形成了舞臺藝術最好的基座，所以我們就應該向生活、向民間尋找，再通過我們理解和掌握的一些手段，把它綜合而成一種新的歌舞方式……”在這個基礎上，張曼君大膽引入新的歌舞形式，以非程式化的“新歌舞演故事”將地方戲曲向地方音樂劇發展，逐漸形成她獨特的表現方式和藝術追求。

評劇《母親》中，歌隊起到了點題、貫穿，并對情緒推波助瀾的作用——她們拿著做針線活的竹籃和新納的鞋墊，在民歌曲調“望兒歸”的歌聲中登場，母親生產時她們鼓盆而歌，詩化抒情的方式突出了中國母親平凡質樸的形象。

莊嚴性與民間性相結合

張曼君導演還特別提到了莊嚴性史詩體的作品，如何進行民間性表達的問題。“中國評劇是一個非常有民間基礎的劇種，中國評劇院又是一個很有傳統的團隊，如何在創作中把莊嚴性與民間性結合，如何與劇院本身的特質結合，如何在戲曲舞臺上堅持我們的中國式審美，是特別值得我們思考的事情。”

她表示：“鄧玉芬媽媽的事跡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思考、震撼和觸動，所以評劇《母親》雖然是非常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但是對接了假定性舞臺的詩性之美、自由之美、浪漫之美、壯烈之美，才能更充分地展現歷史當中我們承受的苦難，我們的掙扎、吶喊、痛苦、悲傷。我們是以人的情懷來展現歷史的背景，展現一個民族的集體訴求。特別是在抗日戰爭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要堅持民族的正義，要堅決抵抗侵略者的不義，也要對戰爭進行深入的反思，呼喚世界和平和安寧。”

張曼君導演至今已經排演了六十多部作品，涉及三四十個劇種，但《母親》依然是很特別的一部。她說：“這部作品多年后依然會被人關注，為我們面對這類題材創作提供了一個好的方式。”（北京日報記者 王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