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永亮

2003年非典時期，我被抽調到一個行政村的隔離點，負責為外出務工返鄉人員測量體溫。因為隔離點離醫院只有10里路，所以一旦有急診手術，我還要及時回去為病人施行麻醉。

當時正是五六月間，村民們已經開始收割麥子了。隔離點就在村小學，院墻外，大型聯合收割機白天黑夜不停地轟鳴；院墻內，被隔離的人們聽著外面的聲音，望眼欲穿的目光似乎要穿透那堵墻，飛到近在咫尺卻無法回去的家。

在這些返鄉人員中，有一位40歲的張姓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表情格外壓抑，黑紅色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眉頭擰著疙瘩，每次問他是否覺得發熱時，他總會不耐煩地嘟囔一句：“天天量體溫，你說發燒不發燒？”那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樣讓我愈發厭惡非典、厭惡體溫計、厭惡返鄉人員、甚至厭惡曾經引以為豪的一身白衣。

在一個布滿烏云的上午，院長打電話通知我有產婦需做急診剖宮產術，醫院已派車來接我，要我快速脫去隔離衣，做常規消毒。

雖然離開隔離點只有不到3個小時，可是在我回來后，同事和隔離人員的羨慕之情溢于言表。他們不停地問我外面的情況，我驕傲地講述著即將收割完畢的金黃麥子、風吹動路兩旁楊樹葉子的聲音、手術室里新生兒那令人欣喜的嘹亮哭聲……那感覺，就如同剛從天堂返回一般美妙。他們一邊張著嘴巴聆聽我眉飛色舞地演講，一邊掰著手指頭數著距離自己解禁的天數、小時、分鐘……頓時，隔離點沉悶的氣氛一掃而光，雖然此時已經下起了大雨。

最令我討厭的張姓男子終于沉不住氣了。

他湊到我旁邊，小聲地問：“小余醫生，做手術的婦女叫啥名字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叫陳**，就是這附近的，她丈夫剛從北京回——”

話未說完，我戛然而止。直覺告訴我，眼前的男子就是產婦的丈夫！我的心頭一顫，不知道這個消息對于未解除隔離的他是好是壞。

倒是同事們在一旁打趣著說：“瞧瞧，你兒子出生了。你得好好感謝小余呀，要不是小余回去打麻醉，你老婆可得受不少疼痛呢！”

要是在平日聽到這樣的消息，一屋子人準會歡呼起來，可是此時，屋內卻靜得出奇。要知道，但凡在這個特殊時期從外地回來的，要么是家里沒有勞力收麥子，要么和張姓男子一樣，有著非回家不可的理由，而當他們滿懷喜悅準備跨入家門時，卻被告知要隔離兩個星期。

仿佛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催促著我！于是，我迅速拿出手機，用有些顫抖的手指撥通婦產科值班護士的電話，并讓她找到產婦家屬，然后我把手機遞到張姓男子的手中。

他緊緊地抓著我的手機，很僵硬地貼在耳朵上，用無比感激的眼神看了我一下，又迅速躲開了我的微笑。他拿著電話沉默了半分鐘，先是簡單詢問了產婦和孩子的情況，最后又說：“娘，出院時記得給麻醉師留些雞蛋，人家專門跑回醫院給咱打的麻針！別忘了啊！”

我手足無措地說：“不要不要。”

掛了電話之后，淚水順著他的臉頰無聲滴落。伴著外面越來越重的風聲、雷聲，這個看似粗壯的男人嘆息道：“俺家10余畝麥子看起來要爛在地里了！”

小劉動情地說：“早晨我一看要下雨，真想把他們全部放回家收麥子去！可是，哎——”小劉是小鎮派出所的民警，和我同在這個隔離點，負責安全工作。

聽小劉這么一說，大家眼里噙著淚花，充滿無奈又寫著理解和感激。

一個個返鄉人員度過了最難熬的隔離期，讓我們歡欣鼓舞的是沒有一個人感染非典。張姓男子離開時歡喜得不得了，拽著我的手搖了又搖、謝了又謝，說他一家人啥時候也忘不了我。

6月，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隔離點撤除了，在隔離點奮戰了兩個月的我們也回到各自單位，開始了正常工作。

回到醫院宿舍，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告訴我說有個產婦家屬硬是給她送了幾十個雞蛋，她不要，家屬死活不愿意。她用手一指，笑呵呵地說：“我可不敢自己吃完，人家送給你的！”順著她的手指，我看見幾十個橢圓的雞蛋靜靜地躺在袋子里，個很大、紅皮兒，紅得有些扎人的眼睛。那一刻，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很想流淚。

這是我工作以來收到的第一份禮物啊！曾經，我不止一次地幻想著病人或家屬把鮮花捧給我、把錦旗送給我、甚至把禮物塞給我，在自我幻想中，我忘記了身邊淳樸善良的百姓，更忘記了身上還穿著圣潔的白衣！

非典過后，生活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女友正在觀看《歌頌白衣天使》的電視晚會，她被感動得一塌糊涂。

把雞蛋輕輕打在碗里，用筷子快速攪拌著，雞蛋的清香氣息彌漫在我周圍。我仿佛看見張姓男子的田地里一派豐收景象，他身后是飽滿的大豆、碩大的玉米，在他黑紅的臉上，滿是憨憨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