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新春

元朝是蒙古人入侵中原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因為存國時間較短，加上對漢文化的排斥，漢文化對其影響有限，這也是元朝看形勢不對還能保持政權完整迅速撤回漠北的重要原因。在元朝，除了早期建功立業的北方漢人如劉秉忠、史天澤、張弘范等外，普通漢人做官能做到高位的并不多。然而，元朝范谷英卻靠著自己的努力以集賢院學士的官職躋身朝廷正二品大員，還有過賜食御前的待遇，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根據康熙《上蔡縣志》“元學士范谷英墓，在邵店東二里”的記載和中國人落葉歸根的習俗，范谷英應該是汝寧府上蔡縣召父里（今上蔡縣邵店鎮）人。與《一統志》《河南通志》《汝寧府志》等河南地方志的記載不同，覺羅石麟纂修的《山西通志》把“范谷英”記錄為“范國英”，這在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金殿鎮龍祠村龍子祠留存的至正二十六年刻的《興修上官河水利記》碑文中得到印證，碑文稱“公名國英，字彥卿，汝寧上蔡人”。

雍正《河南通志》說范谷英“學博行高”。明李賢等《明一統志》卷三十一《汝寧府·人物》記載：“范谷英，上蔡人。至正間任河中知府，遷戶部尚書、集賢院學士。”覺羅石麟纂修的《山西通志》卷八《蒲州府·永濟縣·虞都故城》中載，至正十八年，作為守御安撫同知的范谷英曾與宣慰使賽音齊達呼懷遠一起參與了該故城的整修。此后，范谷英升任河中知府。據《興修上官河水利記》記載，至正二十年，他奉察罕帖木兒之命總管晉寧路事。

范谷英本著“均利以息訟”的原則，對晉南龍祠泉域上官河長期存在的用水矛盾進行調解。除“大署文榜，溉田之令，自下而上，令行禁止，信賞必罰”外，“又設四綱以維持之，曰任人、曰行水、曰水則、曰陡門”。所謂“任人”，即“置四渠長以巡水而司賞罰……皆以行止廉慎、勤于勸農者為之”。“行水”“水則”“陡門”為取水細則，確保戶戶受益，避免水資源浪費。這也是我國較早的官方制定或認證的渠規水制，在較長時間內保證了當地用水灌溉的秩序穩定。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周亞的《明清以來晉南龍祠泉域的水權變革》《元明清時期晉南龍祠泉域的水利組織》和山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段友文的《平水神祠碑刻及其水利習俗考述》對范谷英這次制定上官河渠規、加強水利管理的行為給予了積極評價。正如段友文所說：“此‘四綱’作為用水法規，從用人到管理，從水利設施到澆地方法，都很具體、便于操作。”

范谷英生活的年代，正逢劉福通紅巾軍起義，他的起家與元末名將察罕帖木兒密切相關。察罕帖木兒，字廷瑞，乃蠻氏人，祖籍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北），其父阿魯溫住在潁州，在元朝屬汝寧府，所以，范谷英與他同屬汝寧老鄉。至正十二年，察罕帖木兒組織地方武裝，與李思齊打敗羅山紅巾軍，升任汝寧府達魯花赤。范谷英自此一直跟隨察罕帖木兒，先后到過河北、陜西、山西等地，歷任山西蒲州守御安撫同知、河中知府，至正二十年，奉察罕帖木兒之命總管晉寧路事。因為他成功解決了當地用水問題，加之其能“均賦役以裕財，瘞死節以慰幽”，并有“溫泉之役而冀方定，河上之撻而晉境寧”的武功，所以雍正《河南通志》說他“以卓異著稱”，《興修上官河水利記》說他的名字“上達天聰，下興輿頌”。至正二十六年，范谷英任戶部尚書。覺羅石麟纂修的《山西通志》卷十四《關隘》記載，他曾在今天的山西省榮河縣南十里設白馬渡“擊逆黨”。至正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兒在圍攻益都時被田豐、王士誠刺死，他的外甥擴廓帖木兒繼承了他的地位、得到了他的兵馬。擴廓帖木兒，即民間所稱的“王保保”，他出生在汝寧府光州固始縣（今信陽市固始縣），與范谷英同為汝寧府人。

李材的《解酲語》記載：“尚書范谷英賜食帝前，食韭芽面，旨之一箸而止。帝曰：‘不中食乎？’英曰：‘臣豈敢！但天廚珍味臣已領恩矣。山妻久厭糟粕，將以遺之，使知官家有人所不見之物也。’帝令盡服之，復賜一帖以歸。”意思是說，戶部尚書范谷英被皇帝賜了一碗韭芽面，他剛吃了一筷子就停了下來。皇帝感到很奇怪，就問他：“這面不好吃嗎？”范谷英起身說：“這么好吃的面，我能吃到就感受到皇恩浩蕩了，只是我的夫人天天吃糠咽菜，沒吃過好東西，我想把剩余的面帶回家，讓她知道朝廷有很多老百姓見不著、吃不到的好東西。”皇帝一聽很感動，讓他把這碗面吃完，另賜一碗讓他帶給夫人。

這位元朝皇帝就是元順帝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至正二十八年，明軍進攻大都，他倉皇出逃，蒙古就此退出中原，元朝對全國的統治也就此結束。

從范谷英死后葬于今天的上蔡縣邵店鎮來看，他沒有隨元朝廷逃亡漠北。《元史》卷四十七《本紀》第四十七《順帝十》記載，至正二十七年，元朝統治集團內訌，擴廓帖木兒的政敵“貊高殺衛輝守御官余仁輔、彰德守御官范國英”，這個“范國英”就是范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