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偉德

工作怎么樣、對象找到沒、工資拿多少、房子買在哪兒……對于在外打拼的“漂一族”而言，親朋好友的諸多“拷問”，勾起了許多人久埋心底的焦慮，被視為“比春運更難熬的年關”。從“拷問癥候群”到“過年恐歸族”，銘刻在中國人文化基因中的“春節”烙印，在社會心態的沉浮中，正被重新詮釋。（近日《人民日報》）

不歸的理由各有不同，不歸的狀態如此相似。因為囊中羞澀，所以不歸。堅持留在外地的異鄉人，用這樣的說辭，為自己節日不回家找到了一個光鮮的理由。甚至，這樣的理由還可以放大，成為對弱勢者，對低收入者的同情，最后成為對分配體制的詰問，對社會福利的一種拷問。

每逢佳節倍思親。春節對于國人的重要意義，不言自明。對于一個思鄉的人來講，經濟條件和收入水平都不能成為阻止回家的羈絆。如果有對家的牽掛，回家之路就會很寬廣，甚至會上演一個個感動。有千里騎摩托車歸家的，也有步行返程的。過程如此艱辛而漫長，但結局卻如此溫馨而幸福。若回家都變得令人恐懼，連基本的人間溫情，都因為花銷太大而無以體驗，那么人活著的意義又在何處呢？如此對照，“回家過年開支太大，承受不起”的理由，就顯得蒼白而功利。

其實，“恐歸”的深層原因，是在經濟主導一切的情況下，金錢已經成為評判一個人價值與成功的最高標準，功利的思維主導下，包括人情在內的精神追求變得極為匱乏，從而導致最基本的人情沒落，人性迷失。如果不能對這種心理因素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對“經濟因素”的放大，就無助于對恐歸群體的“思想剖析”。如同一個人的崇高與墮落，經濟原因只是一個誘因，更重要的是，其內心是否儲備了“回家”的渴望與沖動，是否做好了回家的所有準備。

因為帶著夢想，帶著期盼而出的“恐歸族”，止步于“收入微薄”的表象下，其實是夢想與現實巨大落差后的內心恐懼。而這樣的心理癥結，遠比弱勢的社會地位和低微的收入現狀，更值得探討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