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潤東

拿破侖曾說“獅子統帥的綿羊軍隊要勝于綿羊統帥的獅子軍隊”。 中國有句通俗的名言“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這凸顯了軍隊選才用人的重要性。近代甲午戰爭的可恥失敗，不僅僅是清王朝的軍事、外交和政治的失敗，不僅僅是洋務運動和晚清中興的赫然夭折，也不僅僅損失了2億3千萬兩白銀、割讓了寶島臺灣和被迫洞開中國腹地，更是以血的代價、警世之鐘告誡我們：用人的腐敗，從根本上毀滅黨和軍隊的戰斗力。

 1891年李鴻章首次檢閱北洋海軍，當時的中堂大人，何其洋洋自得！他在給清廷的上書中說：“綜合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李鴻章筆下的北洋海軍，猶如海上長城，堅不可摧。短短三年，牛皮吹破。“日異月新”、“深固不搖”的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一較量，潰不成軍，李鴻章當年在天津衛檢閱時看走了眼，不識北洋海軍之外強中干。

北洋海軍之所以不堪一擊，與李鴻章用人的腐敗有直接的關系。甲午海戰中，葉志超、方伯謙等清軍將領謊報軍情，欺上瞞下，編撰戰果，造假邀功，畏敵如虎，只顧逃命。李鴻章給一幫品質拙劣之輩委以重任，賦予肥差，任憑他們巧取豪奪。而他手下那些為了國家為了軍隊的利益殫精竭慮的忠臣良將，如嚴復、劉步蟾、鄧世昌等等，大多郁郁而不得志。以至于左寶貴、聶士成、徐邦道這些出類拔萃、英勇善戰的將領長期被迫屈居于葉志超、方伯謙這等貪生怕死、腐敗無能的軍功騙子和宋慶這樣的庸才統率之下進退兩難、坐以待斃。戰事在即，衛汝貴等仍在大肆克扣軍餉，發國難之橫財；軍艦出海參戰，天津機器局竟無炮彈可發，“定遠”、“鎮遠”兩大主力艦僅有重彈3枚，且其中還有摻沙子的假貨——沒有炸藥的啞彈！負責人竟是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張私吞天津機器局多少彈藥采辦款，只有天知道。除了“將不知兵，兵不知械”、槍彈不匹配和質量偽劣之類的嚴重問題之外，更有全面負責旅順基地后勤保障任務的“隱帥”龔照嶼之流，中日未開戰，他已狼狽逃竄，以至全軍不戰自潰！

更為嚴重的是，兩國交戰之時，仍有清政府官員為謀求個人私利置民族利益于不顧，為日本間諜提供情報或其他幫助。李鴻章的外甥、天津軍械局總辦張士珩為牟取暴利居然盜賣彈藥給日本軍隊。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通過上海候補道張鴻祿向日本軍隊出售大米等糧食。李鴻章本人在處理日本間諜的問題上，也表現出十分明顯的寬容袒護之意。對清軍抓獲的日軍間諜，李鴻章不僅不殺，還以殺了要賠錢為由，送其路費，釋放他們回國。在這種形勢下，洞悉清朝軍隊的日軍最終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北洋海軍卻全軍覆沒。

甲午戰爭后，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而中國則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在戰爭中文武官員的無能無恥，各方面的制度建設落于人后，無一不是用人腐敗的結果。看似不起眼的軟實力因素，將表面的戰艦、火炮硬實力消解大半，終鑄甲午敗局。甲午戰爭的慘敗，再次警示我們：腐朽的軍政體制，制造腐敗的用人環境；腐敗的用人環境，是滋生腐敗官員的溫床；用好一個官，帶動一大批人；用錯一個人，毀掉一個集體。一支軍隊，只有建立健全反腐敗機制，從源頭上扼制和消滅腐敗，才能純潔隊伍、凝聚軍心民意，這也是提高黨和軍隊戰斗力的必然要求和堅強保證。

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天下太平，莫不決定于當權者對人才的鑒識和正確使用。

公元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大帝御駕親征，率大軍第二次赴西北，激戰4個月，驅逐沙俄侵略者，剿除噶爾丹殘部，收復被沙俄搶占的疆土。清除了多年心腹大患，班師凱旋。只因一份六百里加急奏章，使得大喜的日子變得極其沉重：所閱奏章系福建水師提督施瑯遺折《君恩深重疏》，施瑯將軍，則在康熙西征途中逝于任上。為痛失忠心耿耿、功勛卓著的賢臣，康熙輟朝不出，獨自在御書房默然傷神。之后，他揮筆書“襄壯公”三字，頒發諭旨，賜施瑯謚號為“襄壯公”，加封“太子少傅、光祿大夫”。

愛新覺羅·玄燁8歲登基，年號康熙，在位61年文功武治顯赫，威名揚于四海。執政期間，所用文臣武將，所封的王侯公卿，不計其數。而施瑯的死竟讓號稱“千古一帝”的康熙悲痛萬分，足見施瑯大將軍在其心中的地位之特殊。

毋庸置疑，施瑯是當時不可多得的賢臣良將，作家馬麗華在為安然的鴻著《施瑯大將軍》所作的跋中日：施瑯歷經半生的挫折，在苦讀圣賢省察自身之后，被重新啟用之際已然在思想方面重新披掛，何嘗不是幸來一樁——在報仇雪恨的原始沖動上，當一片建功立業的壯闊前景展現開來，他聽到了召喚，有了更高的追求——你盡可以將之視為對于功名的追求。最終兵不血刃平定臺灣，面對仇家（鄭成功集團）一泯恩仇，成為施瑯人格的制高點、修為的高光部，令時人和后世稱道和仰望。

施偉青教授的《施瑯年譜考略》云：“施瑯的杰出之處，恰恰就在于他肯于以六十三歲的高齡，卻冒波濤之險、炮火之猛、生命之危，盡管他是懷著復雜的思想動機。施瑯敢言他人之不敢言，敢為他人所不敢為，這就是他高于同時代其他人之所在。當然，其時主張平臺者還有一些人，但是，敢于身膺專征重任而揮師渡海者則僅他一人。”

施瑯的提拔重用，與他個人的德才有關，與“伯樂”的識才舉才用才愛才有關，與用人的大環境、時代背景密切相關。正如作家馬麗華所說：施瑯所遇，并非別的什么封建君主，而是“千古一帝”的康熙。也只有如此帝王才具有如此魄力，起用、重用、并賦予施瑯以對臺“專征權”。隔著幾百年說起來，仍不禁為這位帝王捏了一把汗。在這一過程中，幾位舉薦者自然也是功不可沒。當朝大學士李光地循循善誘，有理有節，直接影響到決策者的拍板；而那位未謀施瑯其面、竟敢以全家上下百余口人的性命作擔保的姚啟圣，則顯得既冒失又可愛，尤其可嘉。

可以說，施瑯的起用，關乎大清國疆土完整、江山一統的大局，是康熙政權最值得大寫特寫的一筆，是大清王朝乃至中華民族史冊上最輝煌的一頁，施瑯因欣遇明君而榮幸，康熙大帝的生命里因得到施瑯如此國之棟梁而精彩，更是國家薦賢用人成功的典范。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英明果斷將劉青山、張子善、成克杰、胡長清、陳良宇、李紀周、王立軍等為代表的腐敗分子清除出黨和人民的隊伍，受到法律的嚴懲和歷史的審判，純潔了黨的領導干部隊伍，凝聚了軍心民心。今天，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建立的文明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就是秉承和創造了科學的正確的用人機制，選培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民的領航人掌舵人，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2008年2月17日至19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全面正確地執行黨的干部路線和干部政策，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樹立注重品行、科學發展、崇尚實干、重視基層、鼓勵創新、群眾公認的正確用人導向。習近平同志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重要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正確用人的這“六大導向”， 為當前和今后的組織和干部人事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確立了新標尺，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非常值得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軍隊和地方各級組織部門和組工干部仔細研究、深刻領會、認真把握、科學運用；他還強調，要進一步規范選人用人權力運作方式和程序，加快建立選人用人失誤失察責任追究制度，用嚴密的程序和剛性的責任保證把人選準用好，使跑官要官者沒有市場，讓買官賣官者受到處罰。這既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組織人力基礎保障，更是有效提升黨和軍隊正確用人凝聚戰斗力的堅強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