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東

近日，武漢長江三橋將迎來又一次封閉維修。自該橋建成通車10年來，平均不到一年修2次。據悉，此橋去年大修耗資逾億元，有關方面自信地說“至少管6年”。可實際上通行不到3個月就又修了一回。而數公里外的武漢長江大橋，自1958年建成后才大修過一次。

一個是“50年大修1次”，一個是“10年大修24次”。同樣是橫跨武漢長江的兩座大橋，不但未能演繹出時代進步的華彩樂章，卻反倒為我們描摹出一幅令人忍俊不禁的現實諷刺畫卷。其實明眼人一望便知，這都是“豆腐渣工程”搞的陰謀，背后無非是“短命建筑”層出不窮語境下，風行于世的一門市政工程“經濟學”。

眾所周知，當下一些市政工程不但是往主政者臉上貼金的政績工程，更是直接拉動地方GDP的靈藥。動輒逾億元的維修費用，無疑牽引著上下游的利益鏈條，我們一些城市道路時不時“開腸破肚“，原因正是在此。可以說，在經濟唱主角的當下，建筑物的存亡已然不是一道關乎工程質量的選題，而成了一項關乎經濟的課題。

令人頗為不安的是，武漢長江三橋在當地民眾眼皮底下如此頻繁地大練“修補術”，而相關監管部門10年來權充未見，分明令“豆腐渣工程”背后的陰謀光天化日起來。這一極端的表現，不僅折射出一些市政工程疏離了改善民生的本旨，而且還原了一些市政工程“屢修屢壞”以致“無疾而終”的真相。從一定意義上講，“10年大修24次”本身就是權力狂歡的一場陽謀。

當然，我們不能以此料定，“10年大修24次”背后必定存在官商勾結等腐敗行為。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市政工程淪為政績、GDP的抓手，與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瓜葛的時候，尤其是在缺乏民意監督的時候，也就在所難免為權與利的糾結提供了舞臺。

縱觀當下，市政“豆腐渣工程”的出現并非鮮聞，社會影響不可謂不惡劣，但懲戒的板子似乎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我們既沒有看到對相關監管部門官員的責罰，更不見分管政府官員的落馬。試問，如此寬松的咎責氛圍下，市政工程能不“屢修屢壞”以致“短命”嗎？但愿此次武漢市政府的介入調查，能扭轉咎責不力的局面，給公眾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