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

近日，在上海市舉辦的“中文危機與當代社會”研討會上，語言專家指出，第二代身份證有四處語病：一是正反兩面分別使用“公民身份”和“居民身份證”，兩者法律概念不同；二是“身份號碼”表述不妥，應為“身份證號碼”；三是“出生”后面寫日期不規范，“出生”包含出生地和出生時間等要素；四是長期有效身份證上“有效期限”標注為從某年某月某日到長期，沒有“到長期”一說(近日《重慶晚報》)。

一張小小的身份證，正反兩面總共39個字（不包括居民的個人信息），卻出現四處語病，差錯率高得離譜。如果不是專家較真兒，恐怕很多人都會習焉不察，很難注意到自己隨身攜帶且經常使用的身份證，竟是不折不扣的“語病大王”。

居民身份證的這些問題非同小可。國家對居民身份證進行了高規格的立法規范。設計、制作身份證是法律賦予公安機關的一項職能，嚴格地說是一種國家行為。那么，二代證為何會出現如此多的語病呢？哪怕是將初稿交給一個普通的專業校對審核一下，也足以避免這樣的低水平差錯，為什么沒有努力避免呢？

除了上述語病，二代證還被指存在巨大的設計缺陷。由于二代證的相關信息印在正反兩面，雙面復印將造成不必要的浪費。一位叫曾新東的公民曾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投訴二代證存在的問題，但始終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釋。想必，有關部門除了承認設計者水平低、考慮不周、工作草率外，不可能有更合理的解釋了。

某些公權機關的工作人員，對公權力的嚴肅性認識不足，對賦予自己公權力的法律和人民缺乏應有的尊重，在行使權力時缺乏“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神圣感和敬畏感，根本不在乎細小的差錯可能帶來的重大損失。

拿二代證的語病和設計缺陷來說，設計者只要多一些認真，設計和決策只要多一些論證、審核，上面說的問題完全可以避免。但設計者“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已經不是水平不夠、態度草率的問題，而是典型的“權力傲慢”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