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亮

廣東發文要求處級以上干部集中讀書每年不少于5天，其他干部不少于3天。領導按“省、市廳、縣處”等級別需分別下基層調研2個月、3個月、4個月。

將讀書簡單地量化，讓人“耳目一新”。可這并不表明，讀書這類純主觀行為，真可以用數字客觀反映。再考慮到所謂的“集中讀書”，是怎樣的一個“集中”法，需要讀哪些書，以怎樣的方式讀，文件都語焉不詳，人們不免要結合生活經驗聯想：既然官階越高，“集中”時間越長下基層時間越短，那這種“集中讀書”，會不會淪為一種“讀書福利”？比如把此前那種到風景名勝區公費考察改為在如畫風景中“集中讀書，集體學習”？

這實在不能怪人們想象力豐富，因為讀書本就不是一個適合“集中”的事。正兒八經讀書的人，根本不用這種儀式感和形式感并重的“閉關讀書”。廣東這個集中讀書和四川溫江官員學國學，基本是一個路子，徒具觀賞性，而實用價值寥寥。若讀些經史子集或外國名著等出世之書，完全不用占用工作時間，更不能花費公款，因為這只是提升學養品位的純個人行為。而若真要正經讀書，其實更推薦官員讀些務實的入世作品，比如讀點年終盤點的年度十佳評論之類的。前不久，發改委網站組織的“價格聽證熱門話題專家談系列”文章，就受到輿論好評，“熱烈歡迎發改委屈尊加入到時評家隊伍，以時評這種公民文體與民眾進行對話。”

其實，俯身讀點時評文章，可以讓不少官員看到那條了解民意、疏通民意的清晰渠道。這種“讀書學習”過程，就是觀念的碰撞和改變的過程。只要觀念通達了，官員比一般時評作者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解決辦法更在行。這時你會發現，清談有時未必不管用。包括這篇談集中讀書的小文，只要能促使官員思考，讓讀書和學習不異化為赤裸裸的公費旅游，作用也就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