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青年導演喬思雪是出生、成長于內蒙古呼倫貝爾的達斡爾族人。她出國留學時，曾在街頭偶遇一個患阿爾茨海默病的阿姨，與自己母親年齡相仿，衣衫單薄，一直在街頭徘徊。

喬思雪詢問阿姨在找什么，對方說，在找家。

那一刻驟然擊中她。“到國外物理距離和父母遠了，內心想要逃避分離的感受，再加上你又像海綿一樣不停地吸收新東西，所以跟父母相處的慣性發生變化，聯系很少。”喬思雪打電話詢問母親近況，才發現不算太好。

想象中母親總是按照我們小時候的樣子健康有力地生活，但事實上很多困擾已經找上了她。喬思雪感嘆，疏于聯系的時光，讓原本那么熟悉的兩個人，開始變得有一點點像陌生人。

恰巧在那段時間，蒙古族音樂讓喬思雪頻頻夢回大草原，芳草和風的氣息抵達心間。于是，她寫下了《臍帶》的故事。

今年春天，喬思雪編劇執導的電影《臍帶》上映。

“我想通過這個故事重新探索我跟母親之間的情感變化是什么，以及未來會走到什么地方”。

母子之間的“逆位”關系

由金雞獎最佳女主角巴德瑪、游牧電子音樂人伊德爾領銜主演的電影《臍帶》，全程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取景拍攝。這部片子不僅是對母性角色的深情注釋，更是送給草原的一封情書。

電影《臍帶》聚焦一位患阿爾茲海默病的母親，與其懷揣音樂夢想的北漂兒子之間發生的親情故事。音樂人阿魯斯（伊德爾飾）帶著患病母親娜仁左格（巴德瑪飾）回到草原故鄉，幫助她尋找記憶中的“陰陽樹”。

原本母親隨阿魯斯的哥哥一家住在城里，可每天都在拼命想逃走。這讓兒子疲憊不堪。從北京趕回來的阿魯斯目睹這一切，決定依照母親的心愿回一趟故鄉草原。他們從城市坐車回草原，又駕著三輪摩托車拖著蒙古包進入草原深處。

“阿魯斯給哥哥5年的疲憊生活按下了暫停鍵。城市里空間很狹小，人和人的距離真的太近了，沒有一個空間能讓你跳脫出來思考。”音樂人阿魯斯敏感溫柔而細膩，他愿意聆聽自然間一切細微的聲響，也愿意聆聽母親無法表達但熾熱堅持的心聲。

“你那么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感知不到她心理上的需求是什么呢？一定可以的，只要打開你的心和耳朵去聆聽。”喬思雪說，片中母子倆回到草原的一路上，空間變得更廣闊，周圍的東西都消失了，只有兩個相互陪伴的人，因而能清晰聽到彼此的聲音。

喬思雪說，當自己的年齡越來越大，思考問題的方式、跟父母相處的方式逐漸發生變化。“現在我確實慢慢感覺他們變得越來越像小孩。比如去醫院做檢查，以前都是他們帶著我去，而現在角色調換了”。

《臍帶》中，母親因病癥忘記一切，一心想重返故土找尋幼時記憶中的家園。為了防止母親走失，阿魯斯用一根繩子系在兩人腰間。仿佛臍帶一般的連接，讓母子之間產生奇妙的“逆位”關系。

母親在遺忘和尋找的過程中，狀態猶如回到天真爛漫的少女時期，笑容明亮，自由快樂地在草原上奔跑、舞蹈，在店里堅持要穿那件不售賣但自己心儀的好看衣服；阿魯斯則艱難地承擔起照護責任——他時常化身為母親的“父親”角色。

在與病癥對抗的“戰爭”中，兒子對母親的反哺和約束將過去的親子關系打碎、重構。因此，在這段溫暖的旅途上，有母子羈絆、有歡笑淚水，也有媽媽最美的夢。

在告別生命之際感受到平靜的力量

《臍帶》充滿了一系列收斂而曼妙的隱喻，比如母子倆間那根恍若臍帶的繩子、母親總在窗外看到年少自己和家人的幻象，又比如母親一直執著尋覓的那棵一半生一半死的“陰陽樹”。

喬思雪說，草原人看待生死的視角可能與一直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是不一樣的。“對草原上生活的人來說，生死太常見了，所以關于人和生命是怎么在自然里面輪回的，他們有自己的視角”。

喬思雪小學時通過父母放的錄像帶開始接觸電影，她覺得電影帶給自己的獨特感受是：對于同一個故事，你在不同人詮釋的版本里能感受到不一樣的視角。

正如她在生活中經歷親人的離世。原本這是一個極其悲痛的過程，但喬思雪在告別生命的時刻，又感受到了一種平靜的力量。

在創作電影時，喬思雪也希望能傳遞給人除了最直接情緒以外的東西。比如《臍帶》尾聲，以一種溫暖、浪漫的氛圍和表達詮釋了死亡命題。

“這種感覺，也真實來自草原人的視角。他們看待死亡，也許沒有死亡帶給你那種非常直觀的恐懼、悲傷、悲痛，而是有一種不一樣的情緒在里面。宏觀地看，這本身是一個正常的輪回，你應該學會按照自然規律去平靜地接受它。”

電影中母親尋找的那棵“陰陽樹”，喬思雪說這完全來源于一個美麗的意外。原本劇本結局沒有實物去承載要表達的內容，“更虛無縹緲一點”。在電影開拍前夕，喬思雪偶然看到一個朋友發的視頻里出現這樣一棵造型奇特的樹。

喬思雪感慨這棵樹太神奇了，它的出現似乎天然是為了賜予《臍帶》故事一個結局：“你最后回到一棵樹下，它扎根于大地——是一棵生的樹和一棵死的樹盤根錯節長在一起。人的肉體有一天會像枯了的樹一樣離開我們，但是他（她）的精神就像那棵還活著的樹，在自然里面一直輪回。”

把寶貴的傳統文化和大眾傳播相結合

《臍帶》是“長”在內蒙古大草原的電影，古老雋永的游牧文化，淳樸溫馨的民風民俗，都在鏡頭里一一展現。

喬思雪說，除了飾演母親的巴德瑪老師，其他演員幾乎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所以飾演的角色和自己的真實生活無比貼近。有了“從小在那長大的慣性”，喬思雪感到創作全程“很有安全感”。

喬思雪記得小時候人們的交往狀態就是：趕路人路過陌生牧民家，如果想中午在他家里吃頓飯，一家人就會像親戚來了一樣熱情招待你。而她此次拍攝電影的過程，又和彼時熟悉的記憶迎面相遇。喬思雪提到，團隊找景過程中提出想進牧民家參觀一下，對方立即把家里的奶茶、奶干、肉干全都拿出來，然后聊天的狀態親切到完全不像剛認識的陌生人。

“所以我就想把這個東西放到故事里面，因為這也能真實體現一部分民族文化。”

與此同時，喬思雪還在故事中納入了“新”與“舊”碰撞、融合的考慮。

電影中，阿魯斯載著母親駛入私人草場結果被無人機“叫停”的場景令觀眾印象深刻。“我們的生活一直在前進，現在的草原確實跟傳統游牧狀態不一樣了。在草原上生活很辛苦，既然有了現代科技的手段，年輕人對這個也沒有特別排斥，會讓它進入生活：無人機放羊，在羊身上裝芯片，家里安裝很多攝像頭方便遠行時隨時查看家中各處的情況……現代生活已融入傳統的游牧生活里。”喬思雪認為，科技手段能幫助大家在草原上更好地生活。

喬思雪還特別提到，對于片中阿魯斯創作音樂的情節設計，亦有關于傳統民族文化和現代流行風格如何共存、平衡的思考。

喬思雪說，她在塑造阿魯斯這個角色時，參照了飾演者伊德爾自身的特質。伊德爾與她一樣，都是從草原到北京漂泊的同齡人。他小時候拉馬頭琴，后來做電子音樂。這種前后“反差感”，賦予電影不一樣的氣質，也體現了年輕一代草原人面對“傳承”的全新態度。

喬思雪表示，當地傳統音樂、古老唱法在傳播中必然遇到問題，無法跟現代人產生共鳴，因此年輕人開始進行新的嘗試，“把當地傳統文化中最寶貴的東西跟現代貼近大眾的傳播方式作結合”。

“音樂是很神奇的東西。我小時候，大家聚會都是通過唱歌把人們聚在一塊兒，也通過音樂打破和陌生人的陌生感。”

喬思雪說，在電影中，音樂也是阿魯斯和母親之間“隱形的臍帶”。“即使母親記憶里關于兒子的內容都沒有了，但是只要音樂響起，就會在情感上瞬間把兩個人聯系在一起”。(文\記者 沈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