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克明 整理/梅文輝

我的外祖父任芝銘是清末舉人，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1906年5月，新蔡縣留日學生劉積學、閻銘初相繼加入同盟會。1906年暑假，閻銘初返鄉，發展劉粹軒、閻子固、劉鎮華（鞏縣人）并相繼發展任芝銘、劉積勛、張山甫等參加同盟會，隨后外祖父和志同道合的友人、學生秘密發展同盟會員。1908年新蔡縣發展同盟會員30余人，遂單獨成立中國同盟會新蔡縣支部，外祖父任芝銘、劉積勛分別任正副支部長，為民主共和奔走出力。任芝銘的大女婿黃志煊、二女兒任銳和二女婿孫炳文也都是辛亥革命同盟會員，辛亥時期出生入死。他們是我們的姨母和姨父。今天，任銳、孫炳文的孫女孫冰也一起來參加新蔡縣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座談會。我們能與外祖父和姨母、姨父當年故交好友的后人坐在一起，共同緬懷先輩，這樣的相聚令人感慨，十分難得。

我對外祖父任芝銘記憶很深。我小時候，他常到北京開會，每次母親都帶我們兄弟姐妹去看他，他也抽時間來我家。那時候，我對他的胡子很感興趣，覺得小人書里畫的古代人，才有那樣的長胡子，覺得那胡子透出一種讓人敬仰的風骨。外祖父來北京開會的時候，我們可以超定量地吃上白面饅頭，比較難得。1967年秋，母親讓我和姐姐王喬喬去鄭州看望外祖父，我們在省政協大院里住了些天。那時候大院外面很混亂，外祖父在大院里很孤單，他很高興有我們的陪伴，每天讓我姐姐給他讀報。他寫過一份比較詳細的個人生平大事記，我姐姐翻看過，有很深印象。外祖父家里有很多書，我見大部分都是橫放摞起的線裝書，問他：“這些都是四舊書吧?”外祖父苦笑不答。

外祖父在世時，把一包東西放在了三女兒任載坤和女婿馮友蘭那里，其中包括姥姥生前收藏的很多外祖父家書，以及外祖父的其他文字等。后來表姐宗璞轉交給了我母親。那些文字的內容，有當年土地交易、土匪禍災、行路艱難、社會狀況、精神品位、生活信心等。在1921年入冬前寫的一封信里，外祖父提及在駐馬店給孫炳文一家買了火車票。那年，在和朱德一起去歐洲之前，孫炳文同任銳帶孩子先到河南新蔡縣看望了岳父岳母。100多年來，幾代家人默默接力，為外祖父收集保存了珍貴的筆記和文稿，能使今人從中看到辛亥之后，民國年間很多的生活細節。我把它們整理成了《任芝銘存稿》一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辛亥革命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最具意義的事件，它結束了兩千年的皇權，使古國有了新的生命，邁開了走向共和憲政的第一步。那次政治革命只在政治層面進行，民初社會在民間基礎上一如既往，沒有天翻地覆，士紳階層備受敬重，自治條件天然成熟。對于禮義廉恥的文化繼承和傳統社會的城鄉穩定，士紳作用十分重要。社會尊重他們不是看重金錢，而是敬重文化。民智由他們開啟，新觀念是由他們傳播。同盟會人，立憲黨人，多在士紳中間。新蔡縣的劉粹軒、閻子固兩位辛亥烈士，便是舉人、秀才，體面士紳。同盟會新蔡縣支部的負責人，是兩位舉人任芝銘、劉積勛。同盟會留日學生河南省支部長，是新蔡縣舉人劉積學。新蔡縣最早的新學校，就是由這幾位舉人、秀才辦起來的。這樣的士紳地主，在走向共和的社會轉型中，起過重要而且關鍵的進步作用。

辛亥之后，民國元年，各縣士紳學界可以自選縣長，再請省府委派。有好幾個縣景仰任芝銘是革命黨人，紛紛爭請，外祖父卻不干。辛亥后他持自己獨立的“不入政界主義”，只“隱身教授”捐產辦學。后來被選為新蔡縣參議會議長。土改時他實事求是，不贊同暴力土改，主張和平分田和溫情對待良善地主。

外祖父一生都實事求是，不攀上，不說謊，不掩蓋客觀事實，不隱瞞自己觀點。他了解清楚“大躍進”、公社化使河南農民大批挨餓的情況后，冒著被批的風險，找省委領導講述事實。他說：“我們吃著老百姓的飯，拿著老百姓的錢。這樣大的問題，得弄清楚，如果不說，對不起老百姓。”他寫信給總理周恩來，報告農村饑饉。到北京出席政協會議時，他對我母親講了很多河南農村的情況，說：“這樣搞不中，餓死人太多了！”那次他專門同鄧穎超面談這個問題。早年民眾的饑苦，是使他走上辛亥革命道路的動力之一，見民眾更大苦難，他心中之苦痛糾結，可想而知。

作為辛亥革命先輩，外祖父任芝銘最突出的優秀品質，就是實事求是。他一生不畏權勢，敢于直言，仗義疏財，扶危濟困，在民眾中有很高威望。外祖父實事求是的精神，直言仗義的風骨，是我們后輩做人立身的榜樣。由辛亥革命開始的道路遠未走完，在辛亥110周年紀念的時候，回顧這些遠去的真實往事，強調這種個人的獨立精神，是對辛亥先輩的敬重紀念，也是對辛亥革命的價值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