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揚

“我很幸運，當過楊勇將軍的兵，也跟著參謀長潘焱當了半年多勤務兵。黨和國家照顧我，現(xiàn)在每個月發(fā)1000多塊錢給我，驛城區(qū)武裝部還多次看望我，我的心里感覺很溫暖。領導告訴我，我作為老兵享受社會發(fā)展成果是應該的。”

老龔說，在舊社會，逃荒要飯與當兵都是為了活著。

“我父親名叫馮紹先，也當過兵。一開始，他租佃土地種莊稼，不僅交地租，還得交‘保護糧’，官府也征收苛捐雜稅。我父親就當兵去了，在中原大戰(zhàn)中打過國民黨。”

“我的爺爺以前住在黃河北邊，吃過黃泛區(qū)的苦、蝗災的苦，也被外國侵略者欺負過。眼看黃河年年泛濫，爺爺就帶著奶奶與父親，逃荒到了汝南縣，住在破廟里，靠著要飯活命。后來，我的爺爺見附近人家都吃糠咽菜，覺得要飯沒指望了，便跪在保正門前，求到光管飯、不給錢的差事，在保正開的店里搬運東西換點吃的，就此保住了命。”

“我15歲那年，家里住滿了軍人，我們一家人挪到院子外的柴火垛旁住。有個軍官叫我跟著他當兵，我父親同意后，我就去了。”

老龔說，他的好日子是從當解放軍戰(zhàn)士開始的。

“我被分配在衛(wèi)生隊。一天夜里，炮彈落到衛(wèi)生隊住的棚子里，炸死了很多人。我們這些沒建制的兵，一遇到解放軍就趕緊過去求助。我們這群人，都愿意留下來。我留下來還是當衛(wèi)生兵，統(tǒng)歸司令部管，隸屬楊勇將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兵團，工作內容是抬傷員、照顧傷員。解放軍部隊學風濃厚，我也成了學習積極分子。轉戰(zhàn)到貴州省時，我能看懂報紙了。軍區(qū)參謀長潘焱看我勤奮且動作麻利，讓我當了勤務兵。后來，跟著軍區(qū)參謀長潘焱慰問傷員時，我見軍區(qū)衛(wèi)生隊缺人，又自愿到衛(wèi)生隊工作。”

“解放初期，貴州省的剿匪作戰(zhàn)很不順利，國民黨殘余分子、惡霸地主與當?shù)赝练斯唇Y，拿槍的反動武裝分子有11萬人，到處搞暗殺、破壞活動。因此，貴州省軍區(qū)人員傷亡慘重，參與土改工作的干部人員有一半是從河北、河南、山東來的，經常遭到襲擊。1950年，衛(wèi)生隊的重點傷病員的主要來自部隊；1951年以后，衛(wèi)生隊的重點傷病員主要是土改工作人員。重點傷病員的病情有槍傷、水土不服、發(fā)燒、長疥瘡等，衛(wèi)生隊員都是苦出身，不知道什么叫臟累，一天到晚忙著給傷病員清理傷口、換繃帶、擦身子。那兩年很忙，有的衛(wèi)生隊員一天一夜顧不上吃飯，有的衛(wèi)生隊員顧不上睡覺，好多衛(wèi)生隊員都累病了。”

“1952年冬天，貴州省的土匪剿完了，國民黨殘余分子清理了，土改的事差不多了，傷病員也少了。我接到家里來信說我哥去世了，父母盼著我回家，讓我回家看看。其實，我愿意留在部隊，戰(zhàn)友比親人還親，大家一起做好事、學知識，當了解放軍戰(zhàn)士后，我能讀報會寫信了。我寫好申請交上去，找參謀長告辭。臨回家前，戰(zhàn)友送了一兜烙餅給我當干糧。”

“我去當兵了，我的父母很后悔。我哥符合當兵年齡，父母讓他躲出去了，陰差陽錯讓我當了兵。我哥剛回到家，保長就逼我哥給他當長工。我哥干了一個多月，回家見父母吃的是糠菜糊糊，連饃都吃不上，懇求保長賞兩斗高粱算工錢。保長一聽翻臉了，威脅我哥不給他干活就去當炮灰。父親沒辦法，讓我哥給他干活。這一來，保長專門折磨我哥，讓我哥白天裝車、拉車，晚上推一夜磨。我哥推磨到天明，在回家路上，突然倒地，再沒醒來。”

“保長逼死我哥的那天，鄉(xiāng)親說國民黨敗了。果然，沒幾天，十幾家逃荒的村民回來了。鄉(xiāng)親與父親一起揭發(fā)保長的罪行，最后，保長被法辦了。”

“我回到家，看到父母老了很多，弟弟又小，土改分的地缺勞動力。我就給部隊和潘參謀長寫信，回信說我屬于復員革命軍人，讓我好好在家鄉(xiāng)建設社會主義，有困難找政府和當?shù)匚溲b部解決。過了十幾年我才知道，貴州省軍區(qū)后勤部還給汝南縣武裝部寄了我的復員軍人函。”

龔清海最后說：“新中國成立后，我沒啥困難，沒找過政府，也沒去過武裝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的日子越過越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