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在淞滬鐵路旁的又一座石庫門建筑廣吉里，中國共產(chǎn)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等20位共產(chǎn)黨人，代表全國994名黨員出席大會。

　　從11日到22日，會議選舉新的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黨的總書記，審議通過大會宣言，修改了黨章。

　　中共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chǎn)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第一次提出了工農(nóng)聯(lián)盟問題。確立了加強黨的領導、擴大黨的組織、執(zhí)行使黨群眾化的組織路線。

　　中共四大也是黨支部建設的歷史起點。中共四大第一次將支部確定為黨的基本組織，開始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組織建設上來。隨后，黨的組織迅速發(fā)展壯大，成功實現(xiàn)從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團體到群眾性政黨的偉大跨越。

　　在中共四大紀念館的展陳中，能看到落款為“鐘英”的兩份通知的復制件。根據(jù)中共二大的決議，全國代表大會每年由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慣例，中共四大應于1924年召開。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鐘英”的代號發(fā)出《關于召開四大致各地黨組織的信》，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期不遠”。9月15日，“鐘英”又向各地方委員會發(fā)出《關于召開四大的通知》，明確指出中共四大定于當年11月開會。

　　“鐘英”是當時中共中央的代名，其中8月31日這份由行楷寫成的通知，來自毛澤東的親筆簽署。通知發(fā)給多少個地區(qū)，就必須用毛筆字抄寫多少份。

　　中共四大的召開，比原計劃時間推遲了兩個月。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標志著國共第一次合作正式開始。但合作過程中，兩黨矛盾日益凸顯。種種原因令中共四大召開時間一拖再拖。

　　“中共四大在黨組織建設上有很多貢獻。”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童科說，“四大”直接涉及黨內(nèi)領導人的稱謂，地方各級執(zhí)委的負責人稱為書記，中央的委員長改稱為總書記。

　　此外，從中共四大開始，強調組織問題是我們黨生存和發(fā)展的重要問題，提出“三人可以組織支部”的要求。這些范式，一直沿用至今。

　　為便于吸收更多先進分子，中共四大決定簡化入黨程序，要求讓有階級覺悟的工人、農(nóng)民和知識分子能“直接加入本黨”。

　　對年輕的中國共產(chǎn)黨而言，這樣的轉變，意味著全新的起點。到了1927年中共五大召開時，中共黨員人數(shù)已達到57967人。

　　（摘自《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