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陽

我老家在汝南縣和確山縣的交界處一個叫舍屯的地方。我的童年、少年都留在了那里，舍屯這兩個字包含有太多的記憶。而真正讓我一次次返鄉的直接動因，是老家有一個不愿意進城的老娘，有塊屬于我們的8畝責任田。這塊責任田像一艘小船，載著我們一家人風風雨雨幾十年，見證了我家的興旺發展。

20世紀70年代，城市居民實行計劃供應，日子過得緊緊巴巴。農村的日子更不好過，基本上都是雜糧和野菜充饑，家里每年就200多斤小麥，被奶奶藏得嚴嚴實實，等過年了才肯拿出來裝點門面。當時在天中酒廠上班的父親，經常買些面粉帶回家，要不然母親和我們弟兄3人真不知怎樣生活下去。隨著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及，我們一大家人也分開了，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弟弟分到了三塊地共八畝多，從此，這八畝多田地就成了母親的命。記得當年，我家還喂了一頭灰毛驢，和奶奶家的一頭老黃牛一起種地，由于灰毛驢力氣小，又不太配合老黃牛緩慢的步伐，經常被二叔用皮鞭抽打。看著驢身上的傷痕，母親心疼得直抹眼淚，因為這事和二叔沒少吵架。由于父親在外地上班顧不上家，農活都要靠別人幫忙，母親不止一遍地絮叨：“如果有下輩子，說啥也不找這‘一頭沉’的家庭。”

我們村東頭就是溱水河，耕地都是沙壤土，肥料上多了莊稼倒伏，上少了產量低，就是草長得特別旺盛。那時還沒有除草劑，全靠母親一人一鋤一遍遍的勞作。兩個弟弟還小，白天交給奶奶照管，往地里給母親送水就成了我的任務，母親就著水吃個干饃，繼續鋤地干活。為了讓我們吃上好面饃、穿上新衣裳，母親把命都交給了這片土地，不到40歲就滿臉褶皺、滿頭白發。大集體拿工分不夠吃，分了地以后生活改善了許多，我家還蓋了三間紅磚瓦房，買了輛四輪拖拉機。就這樣一天天我們長大了，我接班進了城，三弟考上了大學進了城，二弟當兵復員也安置進了城。

20世紀90年代，我們弟兄都在縣城里安了家。小型收割機和播種機把人從繁重的農活中解放出來，母親也成了酒廠的編外推銷員。我們雖然都在外面，但是每到大忙時節都會不約而同趕回家幫忙，母親忙前忙后地指揮，笑得合不攏嘴。趕上了國家30年不動地的好政策，有塊責任田真好啊！小時候它是我們賴以生存的飯碗，長大了它是我們聯系感情的紐帶。

時光荏苒，轉眼幾十年過去了，大型收割機、大型播種機、聯合播種機應運而生，種地不交糧，每畝地還有100多元的補貼。家家戶戶不用犁地、播種、收割、打場，在遠方打工的人們不用回家，農活交給老年人就能輕松完成。借此機會，我們也商量讓母親進城，在鄉下受了大半輩子罪了，也該享享福了。母親在城里待了幾個月，整天無所事事讓她大病了一場。病好后執意要回去，她一遍又一遍地絮叨，想念老家那幾間瓦房，想念老家的責任田，母親說：“當農民不種田，坐吃等死，活著還有啥意思。”實在拗不過她，只好讓母親一個人回了老家。前幾年，國家號召土地流轉，我們家的土地承包給了別人種植花木。母親在院子里開了一個小菜園，盡管土地承包給了別人，可是每次看到自家責任田，她就有說不出的親切。

家里有老娘，有老房子，有塊責任田，無論走得再遠，都知道來自哪里。那塊責任田從驢拉牛耕到小型機械化，從小型機械化到大型機械化，從大型機械化到集約化經營，40年來，這塊責任田同我們一起見證歷史的發展，體會時代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