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至今全國法院共審結猥褻兒童犯罪案件8332件

對性侵兒童犯罪零容忍情節惡劣者堅決判死刑

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4件強奸、猥褻兒童的典型案例，即韋明輝強奸幼女被判處死刑案、小學教師張寶戰猥褻多名女學生案、蔣成飛以招募童星為名誘騙女童在網絡空間裸聊猥褻案、李堉林猥褻男童案等。其中，韋明輝已于近期被執行死刑。

最高法刑一庭負責人表示，性侵害兒童犯罪嚴重損害兒童身心健康，嚴重違背社會倫理道德，人民法院對此類犯罪歷來堅持零容忍的立場，對犯罪性質、情節極其惡劣，后果極其嚴重的，堅決依法判處死刑，絕不姑息。

性侵兒童情節極惡劣者堅決判處死刑

統計顯示，當前，奸淫幼女、猥褻兒童等性侵害兒童犯罪仍處于多發態勢。以猥褻兒童犯罪為例，2017年至今年6月，全國法院共審結猥褻兒童犯罪案件8332件。其中，2017年審結2962件，2018年審結3567件，2019年1至6月審結1803件。

值得注意的是，性侵害兒童犯罪隱蔽性強，由于主客觀方面原因，不排除還有一定比例的案件尚未進入司法程序。近年來，性侵害兒童犯罪案件數量有所上升，原因復雜，其中與人民群眾兒童保護意識增強、發現后及時報案有一定關系。比如對有些觸碰、親吻兒童身體進行猥褻等犯罪行為，以往重視不夠，沒有及時發現和報案。

關于侵害兒童犯罪的處罰情況，有些人存在擔憂，認為對猥褻兒童犯罪的處罰較輕，不足以震懾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對此回應稱，人民法院對此類犯罪歷來堅持零容忍的立場，對犯罪性質、情節極其惡劣，后果極其嚴重的，堅決依法判處死刑，絕不姑息。

2019年7月24日，人民法院對控制、奸淫多名幼女并強迫幼女賣淫牟利的罪犯何龍執行死刑；本次發布的案例中，強奸幼女致人死亡的罪犯韋明輝已于近期被執行死刑，3名猥褻兒童的被告人也被從重判處刑罰，彰顯了人民法院對性侵兒童犯罪一以貫之的零容忍態度。

刑法規定，對構成猥褻兒童罪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人民法院根據猥褻兒童的手段、情節、后果等因素，在法定刑幅度內從重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以2018年此類犯罪的審判為例加以說明:“在判處刑罰的猥褻犯罪分子中，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達23%以上，高出全國同期刑事案件近8個百分點；對即使因犯罪情節較輕而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亦要求一般不得適用緩刑，最大限度體現了依法從嚴懲處的政策精神。人民法院綜合考察被告人與被害人是否存在教育、監護等特殊關系，以及猥褻手段、情節、人數、次數、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對應當認定為情節惡劣，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堅決依法判處。”

本次發布的案例中，對利用教師身份多次猥褻多名年幼女學生的被告人張寶戰，對利用招募童星名義在網絡上猥褻眾多女童的被告人蔣成飛，法院均認定屬猥褻兒童情節惡劣，依法從重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對誘騙男童發生同性性行為的被告人李堉林，依法從重判處有期徒刑3年。

網絡性侵害兒童隱蔽性強低齡化突出

本次發布的案例中，有兩件涉及利用信息網絡結識被害人后實施犯罪，或者本身就是在網絡空間實施猥褻。據部分地區法院統計，近年來審理的性侵害兒童的案件中，有近三成是被告人利用網絡聊天工具結識兒童后實施。網絡信息魚龍混雜，兒童好奇心強，對不良信息的甄別和自我保護能力較弱，從而給一些犯罪分子可乘之機。

記者了解到，相對于傳統上多數發生在熟人之間的性侵犯罪，網絡性侵害兒童的隱蔽性更強，更難發現和追蹤，而且從已發案件來看，受到網絡性侵害兒童的低齡化現象突出，使得許多兒童暴露在網絡侵害的危險之中。

“為防范和減少網絡性侵害發生，需要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企業、社會、學校和家長攜手合作，通過加強管理、行業自律，改進技術，設置兒童對特定網絡的禁止鏈接和不法信息識別、屏蔽，強化兒童使用網絡的安全教育等多種途徑，共同為兒童成長營造安全、健康、綠色的網絡環境。”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表示，特別是父母和老師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幫助兒童增強預防網絡侵害的意識，讓兒童了解和掌握識別性侵的能力，及時發現兒童的一些異常變化，遇到疑似性侵害，及時發現和報警，進行干預，避免嚴重侵害發生。

亟需相關立法補足短板構建有力保護網

對預防兒童性侵害犯罪，近年來各地司法機關進行了一些探索，比如建立性侵犯罪人員信息庫，對申請從事特定行業的人員查詢是否有性侵前科劣跡等。對此，人民法院采取了哪些舉措?如何進一步做好相關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表示，性侵兒童犯罪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也是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從我國司法實踐和國際社會的經驗來看，治理性侵兒童犯罪，需要秉持打擊與預防并重的原則，建立跨部門協作、干預機制，將行政、司法、家庭、學校、社會資源統籌協調起來，形成打擊和預防犯罪的合力。

“作為司法機關，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研究出臺司法政策文件，加強業務指導培訓，始終堅持對性侵害兒童犯罪的依法嚴懲態勢，形成強大震懾。同時，人民法院積極延伸審判職能，對于案件審理中發現的社會法理薄弱環節和問題，一直也將繼續以司法建議等形式，及時通報有關部門，合力做好相關預防保護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說。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指導山東、四川等地法院在懲治和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和留守兒童犯罪方面，探索開展由法院、檢察、公安、教育、民政、團委、婦聯等相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的聯動機制試點項目，構建跨部門聯席會議平臺，明確、細化各成員單位在防范兒童性侵方面的職責，預防、減少性侵害犯罪的發生，確保犯罪發生后及時被發現、被制止，并使受侵害的兒童得到更好地救助和保護，在一些個案中取得積極成效，相關試點受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合作方好評。

“因涉及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目前對公開性侵前科劣跡人員的標準、范圍、程序不明確，且公開信息制度只有與對該類人員的特殊矯治、管控措施協調配合，才能更好發揮應有的預防作用，而相關的上位法律依據均付之闕如，亟需立法作出明確規定，補足社會治理短板，構建對兒童更加安全、有力的社會保護網絡。”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說。（記者　張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