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麗蓉

作為一個上世紀7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在童年的記憶里沒有糖果蛋糕，印象深刻的就是和伙伴兒們在外面瘋玩，餓了就回家拿饃吃。不管是誰回家拿饃，其他伙伴兒也都會跟著。記得我家的饃筐就放在小桌子上，回家拿著饃就吃；其他幾個小伙伴兒家的饃卻都是放在籃子里吊在高高的房梁上，必須摞上兩個凳子站在上面才能夠著。當時不知道這是為什么，只是在小伙伴兒面前隱隱有種自豪感。

長大后和母親閑聊，說起這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母親說：“那時候大多數人家一年糧食缺半年，誰家舍得讓孩子半晌里隨便吃饃？除了咱家。”我問：“那時候咱家有錢？”母親嘆息：“咱家更窮，你爸常年有病，你們四個小，我一個人掙工分，人家缺半年，咱家缺大半年。為了不讓你們挨餓，我經常掂著袋子東借借西借借，到處塌的都是債窟窿。”

母親的話讓我想起了小學時代的農忙時節，那時候已經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麥收的時候學校放了假，哥哥姐姐帶著我幫父母干活。我年齡小，只會在地里撿麥穗，在場里撐袋子。大中午，臉像火烤著一樣，那種滋味我到現在都忘不了。一家大小忙活好多天，終于把一袋袋麥子拉回了家，聽到母親和父親商量，除了公糧和口糧，今年要還哪幾家的麥子賬，還剩哪幾家還不上。又聽到父親欣喜的話語：“全年都有好面（白面）吃，賬也越還越少，這日子是越來越有奔頭了！”

到了秋后，收獲的玉米、大豆等糧食在屋子里高高地垛著。母親和父親又合計上了，說玉米賬已經還完了，今年要賣多少斤，要留下多少斤做飼料等。父親總是忍不住感慨：“以前想吃個玉米面饃都不容易，如今啊，玉米都喂豬了！”

90年代初，我畢業在城里上班，周末回到家，弟弟對我說：“我想吃乍邊餅子，咱娘不給我做。你想吃不？”我說：“想吃啊。”乍邊餅子是我小時候常吃的飯食，就是把玉米面用開水燙燙，揪成面團，拍成小圓餅，在鏊子上炕熟。因為玉米面太粗糙，小餅子的邊不是圓潤的，而是參差毛糙的。在我們的要求下，母親做了乍邊餅子和涼拌蘿卜絲，我和弟弟一個比一個吃得香。母親說：“以前天天想吃好面饃，不愿意吃玉米面饃，現如今玉米面饃成好的了！”父親也說：“長時間不吃了，這玉米面饃還真香！”母親又忍不住跟我們嘮叨起以前的事：“想想沒分家那時候，你爸有病，你奶奶在紅薯湯鍋里給他煮幾個玉米面窩窩頭，他舍不得吃，悄悄把你哥拉到屋后沒人的地方讓你哥吃。你哥那時候才兩歲，老是喊餓。唉，那年月過的啥日子啊！”說著說著情不自禁地抹眼淚。我和弟弟就笑著打趣她：“哎喲喲，又憶苦思甜了！”父親說：“以前的日子是真苦，現在的日子是真甜！”我說：“有黨的好政策，咱們的日子會越來越甜。”

弟弟長大了，常年在外打拼不回家，父親也已經因心臟病突發離世，我們便要求母親別再種地了，母親有點兒舍不得，但一個人又實在干不了地里的活兒，只好同意，把地讓給一位本家弟弟種了。我回家的時候，母親總是說：“當個農民不種地，買面吃，還算個農民嗎？不是成吃‘商品糧’的了？”我笑著說：“是啊，您老辛苦了半輩子，現在也吃上‘商品糧’了，不開心嗎？”母親笑得合不攏嘴：“開心，咋能不開心呢？”轉而又嘆氣，“唉，這么好的世道，這么好的光景，可惜你爸走得太早了！”唉，誰說不是呢？

2010年春節，我和弟弟回家過年，母親和我們商量還想種地。問她為啥，她說：“現在種地不但不繳公糧，國家還給這補貼那補貼。這么好的事兒，人老幾輩都沒聽說過，再不種地，心里實在不安。”我和弟弟都不同意。我說：“您干得動嗎？”她說：“現在都是機械化了，又不要我干，只要把種子化肥買回來就行了。”我勸她：“怎么著您也得把打下的糧食拉回家吧！算了，還是繼續吃‘商品糧’吧，老了就該享福了。咱村上又不是您一個人吃‘商品糧’，是不是？”見我們不支持，母親只得作罷。

一轉眼三四年過去了，有一天母親給我打電話，說鄉親們要集體把地流轉給一位種糧大戶和一位藥材種植專業戶，大家要一塊兒當“地主”了。聽母親這樣說，我忍不住打趣道：“好啊，您這世代貧農如今也成‘地主’了，徹底翻身了。”電話里，母親的笑聲格外爽朗舒暢。　

前不久我去弟媳婦那里看母親，母親喜滋滋地告訴我，“糧食專業戶”和“藥材專業戶”的流轉土地的錢都給了，三叔打電話讓她回去領錢。我跟她開玩笑：“當‘地主’的感覺不錯吧？”她由衷地說：“是啊。如今農民的日子是真是舒心呀！在你們小時候，一心想著長大能吃上商品糧，別再當農民。如今看來，當農民也很好啊！”在一旁玩芭比娃娃的小侄女突然插嘴說：“當農民好，我長大了當農民！”嗓音稚嫩、憨態可掬的小女娃一本正經，逗得我們笑出了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