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匈奴視作以游牧經濟為基礎的政治體、將秦漢王朝視作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政治體，那漢匈之間的“纏斗”和互動隱含著一個更高層次的文明意義，即游牧地區與農業地區的統一。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漢朝無法解決與匈奴的關系問題，中華文明可能會同歷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倫等文明體那樣，生命力難以長久，文化創造也無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漢匈和親。（資料圖）

不出師征伐 天下不安

元狩四年春，漢武帝命大將軍衛青出定襄、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郡。此次戰爭的目標是尋求在漠北一舉聚殲匈奴單于主力。

此戰過后，匈奴遠遁，漢朝也在一段時間內無力發動大規模北伐。可見，元狩四年的這場戰爭是一場攸關國運的戰爭，而衛青、霍去病是被委以重任之人。追根溯源，衛青、霍去病登上歷史舞臺，實際上與漢武帝時期內外政策的轉向有關。

衛青的出身并不高貴。衛青的母親衛媼是平陽侯妾，與給事侯家的縣吏鄭季私通，生下了衛青。衛青命運的轉折，緣于同母的姐姐衛子夫得幸于漢武帝。但不久，皇后為打擊衛子夫，將衛青囚禁并準備殺掉。在友人公孫敖的幫助下，衛青才逃過一死。漢武帝聽聞皇后欲殺衛青，便召衛青為建章監、侍中，后又任命為太中大夫。

匈奴對漢朝的強勢地位，是由秦漢之際的冒頓單于奠定的。在頭曼單于統治時期，匈奴一度受制于秦朝、東胡和大月氏。冒頓殺父自立后，乘楚漢戰爭時期邊塞空虛，收復河南地，并統一了蒙古高原。劉邦曾率32萬人迎擊匈奴，冒頓單于佯裝敗走，將漢朝騎兵及部分步兵引至平城，出動40萬騎將劉邦圍困在白登長達7日。后來，劉邦賄賂單于閼氏（單于后妃），方得解圍。

此后，從漢高祖至漢景帝，漢朝大抵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但是，匈奴對漢朝政策多有反復。在漢初的70年間，占據主動地位的是匈奴。戰爭或是和親，基本由匈奴決定。

漢武帝登基后，力圖改變漢初以來的漢匈關系。漢武帝將衛青視為實現這一宏偉志向的同路人。

從遼東到敦煌 漢朝建完整攻防體系

元光六年，衛青出上谷，打擊的是匈奴左部。此后，衛青的作戰對象轉向中部和右部。元朔元年秋，衛青率3萬騎出雁門郡，斬首數千。這是漢武帝興兵與匈奴作戰以來的最大戰果。次年，衛青出云中郡西至高闕，迂回到隴西。此戰意義十分重大，不僅驅逐了白羊王、樓煩王，而且奪回河南地，移民10萬設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對長安、關中地區的直接威脅。漢朝設置朔方郡后，匈奴年年攻擊上谷、代郡、雁門、定襄、云中、上郡，以左、中、右三部全線作戰方式予以報復。

衛青對匈奴的打擊，還促成匈奴內部最高統治權的變更。

元朔五年，漢軍在衛青的率領下在匈奴右部開辟戰場，匈奴右賢王僅與一愛妾及數百騎潰圍北逃。憑此戰之功，衛青進號大將軍。次年，衛青兩出定襄，與匈奴單于直接對戰。正是在這一年，霍去病封侯。

元狩二年，霍去病成為驃騎將軍，出隴西遠征。此役，霍去病所部過焉支山，往西千余里，繳獲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在漢軍持續打擊下，匈奴內部發生分裂，渾邪王殺掉休屠王，率部歸漢。漢朝將渾邪王、休屠王故地設為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

漢朝獲得河西四郡，對于中國歷史而言意義重大。在擊破匈奴右部后，單于所部的側翼暴露在漢軍面前。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漢武帝發動了元狩四年的北伐。

經此一役，匈奴“漠南無王庭”。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營建西北地區的長城和亭燧之外，漢朝還修繕舊長城，在包頭、呼和浩特一線設置內城、外城的防御工事。由此，從敦煌到遼東，漢朝建立了完整的攻防體系。

另創體制 容納“漢匈一家”

漢朝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對匈奴降人依然另創體制予以容納。而在匈奴內部，遭受漢朝的打擊后，最終分裂成“五單于并立”的局面。

漢武帝時代所致力的大一統，到漢宣帝時得以真正實現。

漢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命漢軍四路出擊，逐擊北匈奴。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耿秉率師出塞三千里，至燕然山；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宣揚漢軍功業。此役，北匈奴20多萬人降漢。永元三年，漢軍出居延，將北匈奴單于包圍在金微山，北匈奴被迫向更遠的西方遷徙。此時，漢匈之間近300年斷斷續續的攻防之戰，終告正式結束。

從政權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的主軸之一是南方農耕區政權和北方游牧區政權的對抗。但從中華文明體的角度來看，同時包含農業社會和游牧社會的協商機制。雙方常常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比如，柔然與北魏，吐蕃、回紇與唐，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韃靼、瓦剌與明朝等。

在這個意義上，漢匈關系顯得尤為具有意義。從中華文明史的角度來看，它為農業社會和游牧社會提供了開創性的相處模式：由對抗而協商，再到更高程度的大一統，幾乎涵蓋了后世中國歷史上的各種相互關系。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漢朝無法解決與匈奴的關系問題，不將游牧社會納入，中華文明難免會局限在農耕區。最后，可能會同歷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倫等文明體那樣，生命力難以長久，文化創造也無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據《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