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廣

家庭成分對現代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詞匯，但是對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來說，卻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字眼。那時候凡遇到入團、入黨、升學、參加工作、參軍、提干等重大事情，都要在“家庭成分”一欄里如實填寫，有時組織上還要進行認真考察。家庭成分左右著一個人的政冶地位、從事職業，甚至對個人命運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我上小學后，已經知道家庭成分有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但不理解是怎么劃分的，就問住在我家的“四清”工作隊員李振國，他給我唱起了一首《成分歌》：“有田有地不勞動，主要剝削靠雇工，劃他成分是地主，違抗土改就斗爭；有田有地有勞動，出租土地雇短工，征收他家出租地，劃他成分是富農；有田有地未出租，自耕自種是中農；無地少地打零工，劃他成分是貧農；地主家的長年工，家庭成分劃雇農。”他對我說，當家庭成分劃定后，就像打上了鮮明的階級烙印，戶主是地主的，兒子、孫子的成分也都是地主。

我對地主的憎恨來自于課本和文藝作品的耳濡目染。《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收租院》中的劉文彩、電影《白毛女》中的黃世仁和《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都是地主。自此認定“天下烏鴉一般黑”，所有地主都是殘酷剝削窮人的惡霸。我從此注意觀察俺村的地主分子韓鳳閣，他雖然胡子都白了，但是整天默默地清掃道路，打掃公共廁所，往生產隊的地里挑茅糞，干各種農活也不偷懶。有時不懂事的孩子們拿小坷垃砸他、罵他，他既不反抗也不說話，自覺接受貧下中農的改造和教育。

我上小學和初中時，給學校打掃廁所的是住在學校西側第五生產隊的一名青年農民，個子不高，有點駝背，能寫會畫，很有才氣。每當他打掃完廁所后，就去老師辦公室幫助寫通知、寫標語，到了節日前還幫助出特刊、畫宣傳畫或漫畫。他的名字叫張文高，老師叫他“小鬼”，我們也跟著喊，他也答應。他也是地主成分，但在我的印象里，并沒有發現他有什么“反動”之處。

在我們的同學中，也有地主、富農子弟。后來，聽說上級有文件要將地主家庭出身第二代人的成分改稱“新社員”。這樣，第三代出身的就可以不填“地主”了，但“新社員”顯然是地主成分的另一種表述，不倫不類，好多子女都不愿意用，致使這種新成分沒有使用起來。文化大革命期間，處處以階級斗爭為綱，出現了“紅五類”（工、農、商、學、兵）和“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之說，這對“成分高”的青年人來說思想包袱重、心理壓力大、政治影響大，可以說家庭成分幾乎決定了他們人生邁出的每一步。成分好的學生，可以加入紅小兵、紅衛兵、共青團員，還可以參軍、當工人、當教師、入黨、提干；成分不好的，上學受歧視，政治受排斥，行動受限制，師生都不敢親近，動不動會被人喊“地主娃子”、“富農崽子”。有的地方還規定不讓“黑五類”子女上高中，那些成分高的子女初中畢業后，只能回鄉當農民了。

地主、富農的子女不僅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受歧視，而且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很難娶到老婆。不說是稍微漂亮一點的姑娘了，就是長相一般的也不愿意嫁給地主、富農的兒子當老婆。地主、富農的兒子找的老婆不是面相差，就是“病秧子”，或是殘疾人，他們的婚姻充滿著艱難與羞辱。有的地主、富農出身的姑娘為了讓哥哥或弟弟能結婚生子，一直不找對象，寧可換親、轉親，找個條件差的也愿意。一些成分高的子女雖然有一腔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但是一聽到“成分”兩個字就兩腿打顫、英雄氣短。在“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唯成分論”年代，“成分”這兩個字壓得很多人喘不過來氣，甚至出現跟老子劃清界線，斷絕父子關系的事情。也許是上面發現了這些問題，于是就出了個新提法，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簡稱“可教子女”。這個詞實在是有點糟踐人，把那些青少年一竿子打到本質是壞的一類人員當中。也許上級又覺得不妥，后來就講，重在個人表現，不唯成分論，從此不再提“可教子女”了。

成分對于我來說，是個幸運詞。從小學升到初中，初中考上高中，每次填表都是“貧農”。因為成分好不僅當班干部，還當上了校干部，學校組織的各種活動都讓我參加。1975年夏初，全國招收空軍飛行員，我的政審順利過關，雖然因為身體原因沒有被錄取，但這“根紅苗正”的“紅五類”已成為響當當的金字招牌。不久，水屯公社機關挑選通訊員時，我被人領進公社黨委書記的辦公室，身子未坐穩，就像背臺詞一樣自我介紹起來：“我家祖祖輩輩受剝削、受壓迫。解放前，房無一間，地無一壟，過著貧困的生活，是共產黨救了俺家，俺世世代代忘不了毛主席，感謝共產黨。俺二姐是黨員，我現在是團員……”公社領導聽了之后，又向俺大隊的干部了解情況，很快就讓我上班了。現在回想起來那段往事，感到幼稚可笑，但當時的形勢就是這樣。

后來，我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凡是成分高的子女，當高考制度恢復后，大都考上了中專或大學，而那些家庭成分好的同學卻名落孫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