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道尚義 慎戰重戰 貴謀尚計 造勢任勢

中國古代戰略文化的幾個核心話語（新知新覺）

中華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進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戰略文化。這一戰略文化力斥強權與霸道，以重道尚義為價值取向，提出“慎戰”與“重戰”交互為用的國防理念，主張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沖突中講求謀略，強調實力是制勝的基礎。這構成了中國古代戰略文化的核心話語體系，體現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和平主義情懷與卓越政治智慧。

重道尚義，以德立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重道尚義、以德立國的處世之道，認為暴力、強權絕非國與國之間的相處之道，各國在處理邦交關系上應遵循親仁善鄰的和平之道。在中華文化中，窮兵黷武一向被斥為“霸道”。先秦諸子對于治國之道雖各持己見，但對于“霸道”則同聲譴責，其中儒、墨兩家的“非戰”思想就是反對“霸道”的典型代表。中國古代王朝的邦交之道大多以道義德教為價值取向，倡導“懷遠以德，不聞以兵”的和平外交原則。在邊疆治理中，倡導修德安民，將開邊墾殖、互市交流、融合發展作為治邊要務，致力于營造祥和安寧的周邊環境。

慎戰重戰，和平永續。中國自古疆域遼闊，強鄰代興，周邊擾攘從未曾停息。面對險惡的地緣環境，中華民族要想生存發展，就必須以強大的國防力量為后盾震懾強敵、維護和平。面對來自周邊的安全威脅，我國古代先哲提出了“慎戰”“重戰”交互為用的策略，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慎戰觀，即以高度理性、審慎的態度對待戰爭。慎戰觀強調“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的原則，擯斥“怒而興師”“慍而致戰”的好戰之舉；慎戰觀倡導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的積極國防理念，深刻闡釋了慎戰與重戰、戰爭與和平的辯證關系。將慎戰觀落實到國家治理之中，就是要知戰、備戰。知戰是指深入研究戰爭與和平的關系、戰爭的內在規律、戰與和的利害得失；備戰則是“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對戰爭常備不懈，以形成對己有利的戰略態勢。

貴謀尚計，不戰而勝。中國古代兵家談論戰事，大都以禁暴止戰為旨歸，強調師以義動，其核心思想可以歸納為“以謀取勝”。例如，《六韜》倡導“文伐”，《孫子》主張“謀攻”。這種貴謀尚計的思想成為后世籌劃戰守的圭臬。總體來看，中國古代謀略運用的精髓可以歸納為：道勝為上、政勝為本、柔勝為用。所謂“道勝為上”，是指道義的優勝是謀略運作的最高目標。“道勝”要求體現軍事行動的道義合法性，取得以德服人、海內歸心的效果。所謂“政勝為本”，是指政治目標、政治謀略是戰略謀劃的主體與核心，政略的實質是有效整合、充分利用諸如時勢、人心、民情、道義、邦交等政治資源，使之發揮最大戰略效能。所謂“柔勝為用”，是指以間接、迂回、柔性的方式贏得勝利。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通過運用國家軟實力達到戰略目標，實現不戰而勝的戰略效果。

實力為本，造勢任勢。在中國古代戰略理論中，實力是克敵制勝的物質基礎。先秦諸子談論國防之道時，大多將國力放在重要位置。例如，《管子》的“為兵之數，存乎聚財”，《商君書》的“農戰”論等，都強調國家實力的重要性。實力是制勝之基，依托實力形成戰略優勢，進而轉化為勝勢，是戰略謀劃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說，謀略就是善用力、巧用力，實現未戰先勝的“形勝”。實現“形勝”，首先要“聚力”，然后要“造勢”與“任勢”。“聚力”就是厚植國力，聚合一切有利因素，形成對敵斗爭的壓倒性優勢。所謂“造勢”，即依托自身強大的實力，造成一種勢不可擋的局勢，以威懾、壓制并最終戰勝對手。所謂“任勢”，是指將客觀的物質力量與主觀的謀略運作有機結合，將固定的、靜態的力量轉化為動態的威勢，進而贏得勝利。歷史證明，正義的力量并不能自動戰勝邪惡，惟有通過“任勢”，依托強大的實力、發揮正義的力量，才能禁暴止亂、實現和平。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