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北京市委宣傳部曾組織編寫一套系列叢書，選擇以李瑞環、倪志福、時傳祥、張秉貴等為代表的各條戰線上的杰出人物作為采訪對象，以展示他們的精神風貌……我應邀成了這套系列叢書的作者之一，分給我的任務是采寫倪志福(1933~2013年)。

他說：“我這個人沒有野心，做什么事都實事求是。我不跟人，跟黨的方針政策走。我是用毛澤東思想來判斷是非。”

1996年1月8日上午，我如約來到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位于全國總工會大樓的辦公室。

落座后，我遞上了一份采訪提綱。倪志福接過來翻看了一下說：“這里面的東西太陳舊了，我給你講點兒從未報道過的事情吧！”“那太好了。”隨即，我將錄音機放到了他的面前。

倪志福（資料圖片）

用土法造出了東方紅5號火箭

現在好多人都知道我是因制造鉆頭出名，對的，這是一個方面。但不知道送衛星上天的東方紅5號火箭，也是我組織人搞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中兩派群眾打派仗，不干活了，送衛星上天的火箭沒有人搞。周總理冒火了，很著急，就把這項任務交給上海和北京，由工人來干。

那時我已是中央委員，九大當選的。我們接受了這個任務。實際上光工人干不了，我搞了“三結合”的班子。那時是軍代表管廠，很支持，因為是總理下達的任務。軍代表對我說，你要什么人你抽，有什么困難你可以發號施令。

我點將點了一批技術人員、一批車工、一批銑工、一批鉗工，這些都是拔尖的人。我領導著這批人馬，按著設計的要求全部做出來，拿去附近的云崗試驗。在試驗臺上試驗時，都很成功。

火箭的前面是由錢學森先生設計的，我們負責后面。加工的難度非常大，全是斜孔，人家都用精密儀器干，我們是土辦法上馬干出來的。人家有機床保證精度，我們是模具保證精度。

1970年5月交給的任務，要求半年完成，我們9月就交貨了，提前兩個月。當時錢學森是七機部的負責人，得知這個消息向周總理報告說，火箭后面發動機燃燒這一部分，是倪志福搞成的。周總理很吃驚：“咦，這個人以前是搞鉆頭的，現在搞這個也搞出名堂來了。”

后來，七機部管事的人都到我們618廠來開現場會。五機部的兩位部長也來視察說：“七機部很滿意！你們現在還叫倪志福同志勞動改造？你們不用的話，這個人我們要用?，F在你們這個廠子亂七八糟，把干部都打倒了，叫倪志福牽頭，領導這個廠搞生產。”

實現年產裝甲車從87輛到1000輛的跨越

接手廠子時，我還是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被打倒了。10月任命我為代總工程師，我們這個廠是生產裝甲車的。

1970年11月開始改造老廠的時候，我說：第一，我一人是搞不了的；第二，制度要恢復，“文化大革命”把這些全都破壞了，現在畫圖的、描圖的、設計的、審核的沒有簽名，最后簽名的都是設計組、描圖組，完了到我總工程師這里，將來時間長了我都忘了。你設計的，我總工程師只能原則上審查，審查總圖。零件圖我是不管的，總工程師不能管零件圖呀！我說，這兩條你們答應的話，我可以干；要不答應，我這個代總工程師的差事就沒法干了。

五機部領導說，同意你這兩條意見，你這兩條意見是合理的。后來，我任命了六個副總工程師：一個是搞科研的，一個是搞生產的，一個是搞工藝的，一個是搞冶金的，一個是搞機械的，還有一個是搞財務的。我們就這樣干起來了。

我所在的618廠是個老廠，原來從修理到試制小批量生產，最高一年只能生產87輛裝甲車，這怎么行？老廠要改造，一年應該搞到1000輛，打仗的時候搞到2000輛。我把這個生產方案拿出來，向部里報。部里同意這個生產方案，1000輛車，投資2000萬元，把廠房搞起來。

從1970年到1973年，我穿著破棉襖與群眾滾在一起，發動群眾，號召群眾，一心搞老廠改造。那時沒有獎金，我們大干三年廠子大變樣，一共花了2000萬元錢，生產能力上去了，由過去的年產87輛到現在的年產1000輛。

周總理教我怎樣當領導

1973年，我第一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散會以后，周總理把我留下，是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那時陳永貴還沒有上來，吳桂賢也沒有上來。

總理說，你是工人出身的我們自己的專家，你現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領導崗位。

接著，總理向我講起了黨史。他說，黨的六次代表大會是在蘇聯開的，當時吸收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當中央委員。他給我數了數，現在一批人還在，比如陳云、譚震林，一連講了好幾個工人出身的干部。當然，有一批人犧牲了，還有一批人叛變了。

總理對我講，你現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領導崗位，自己要注意幾個問題。比如說，你剛上來，還不了解最上層的政治生活，不要自作主張，簽字、批準什么東西，講話呀要小心。因為你現在身份已經變了，你不是普通的工人了，你也不是北京市一個副書記了（那時叫書記），你現在是中央政治局的一個候補委員，因此你講話今后要注意呀，一切講話以前不算數現在都要算數呀，你要向吳德同志學習。

總理說，這個同志比較老練、穩當，比較謹慎，有領導經驗，你有什么事不清楚的請教吳德同志。

周總理就是這樣跟我談了一番話。這個我印象很深。為什么總理去世后，我要跟吳德同志兩個人去醫院呢，就是想著總理生前的交代。

（據《赤峰日報 》 京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