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美

我家世居駐馬店市北郊五里堡自然村，京漢鐵路從村東600米處經過，南距駐馬店火車站2.5公里。若依常人所說的“近水樓臺先得月”，鄰近鐵路線和火車站的人們，一定優先受益、獲益匪淺。其實，仍操持農業的農民得到的僅是能就近買到一些生活、生產用的商品，又能就近賣出自己地里產的糧油果蔬，同時得到外出乘車之便，欣賞到一些新文化而已。好處都被捷足先登的商賈們占有。對居住在沿鐵路線的農民來說，從1904年通車至今，歲月滄桑，風云多變，真所謂“塞翁失馬，焉知禍福”。

聽父輩講述修洋路

我自幼就經常聽父輩講述修蘆漢鐵路的故事。他們說，這條鐵路是法國人出錢修的，要在鐵路上行火車。本地人從未聽說過什么鐵路、火車，又為洋人所修，故稱它洋路。因此路北起蘆溝橋，南至漢口，官方定名蘆漢鐵路。此路分段施工，從兩頭開工。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勘定路基，次年南段從漢口向北修筑。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修至信陽，繼而向駐馬店延伸。

修至確山縣時，因原勘定路線筆直向北，經今橡林和西張樓兩村，沖了當地舉人張家鏞的祖墳和宅地，受到阻撓。再向北經遂平縣東關，沖了當地拔貢魏化的塋地，同樣受阻，原擬經駐馬店西、遂平城東、西平城西、老王坡西至漯西的線路不得不重新勘定線路，故今線路略斜，繞經老王坡之東。

父輩們說洋人修鐵路時的辦法好，速度快、質量也好。洋人修鐵路時只帶一幫技術工人做細活，墊土路基、鋪石碴、搬運枕木、鐵軌等笨活全用當地農民做臨時工（零工）。他們規定自帶工具，計件發錢。如從鐵路兩側指定的地方取土，抬到路面上指定的地點倒下，一筐土當即發給一文錢；從火車卸下枕木的地方扛一根枕木放到指定的地方，按不等距離，當即分別發錢。抬石碴、抬鐵軌也一樣發現錢。不管干哪樣活，一天都能掙到百十文錢（當時三文錢可買一個半斤重的燒餅）。

洋人讓零工自帶工具，可省去工具購置費，更不擔心工具丟失損壞。實行計件制當場發錢，刺激了零工的積極性。不必督促，零工無人偷懶耍滑，都跑著干，不休息，大小便也不走遠，為的是多掙幾文錢。正因如此，洋人修鐵路進度快，零工聽話，叫咋干就咋干，工程質量就好，土路基平平實實，石碴鋪的有邊有沿，枕木放得整整齊齊的，鋪好了的鐵軌像墨線一樣直。

父輩們還經常說修鐵路時洋人使用活動井的事。當時修鐵路的工地上人亂碰頭，哪里有開水喝？全是喝冷水。在野地修路，多不靠村，地里沒有井，冷水也來之不易。可洋人有活動井，他叫零工用一根長鐵錐往地下錐，錐一丈多深，拔出來鐵錐，安進一個鐵管，管上連接一套制成的井頭，把它用石頭壓穩，一個人握鐵把，一壓一掀，連續不斷，水便流個不止，開始混濁，一會兒便清了。就靠這井便可供工地上的人都有水喝。等這段工程結束了，活動井的裝置又從地下拔出來移到新工地上，真方便。

那時，我心想咱們啥時候也能買到這種活動井，安到自家院子里，便不用跑老遠的路去挑水吃了。我這一代人聽到有這種活動井后，非常向往。到了上世紀60年代，這種井就傳到咱們這兒來了，后來普遍推廣，正是人人皆知的壓水井。可惜父輩們全去世了，沒能讓他們了卻心愿。

父輩們說，洋人將鐵路修到哪兒，就用那附近的農民做零工，可省去解決食宿的麻煩。他們邊修路基邊鋪軌，一段一段往前伸，遇到溝河都架橋，建橋基的是專業技工，全用混凝土，異常堅固，不怕水浸。橋是鐵的，吊機安裝，而后焊結，都是本地人沒見過的。鐵路修過去之后，還有路基邊坡的修整、挖排水溝，建橫過鐵路的道口引坡等，都由當地民工做。緊接著又在路兩側立了幾道電線桿，挖坑、立桿、架線又找一些農民幫助。前后約有兩個月，沿線各村壯年人都掙到一點錢，這是沾了鐵路的光。

抗日戰爭期間平漢鐵路被破壞

蘆漢鐵路建成不久即延伸至北京，遂更名為京漢鐵路。1927年中華民國政府遷都南京，改北京為北平，此路易名平漢鐵路。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蘆溝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中國軍隊雖然奮勇抗擊，但因裝備落后節節敗退，加之蔣介石保存實力，致使侵華日軍在數月之內就占據了華北、華東等大片國土，并在攻占上海之后沿江西上，于1937年12月攻占南京，1938年秋攻占武漢，而后分兵向南、向北進攻，陰謀打通平漢、粵漢沿線。此時逃至四川重慶的蔣介石命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防止日軍自武漢北犯，立即將河南省境內的平漢鐵路及南北向的土公路全部破壞。這個命令雖然可使日軍不能順利北犯，但給沿鐵路、公路兩側的人民制造了災難性的麻煩。

1938年秋，駐馬店火車站接到命令，全站鐵路員工開始破壞鐵路，卸下鐵軌之間的夾板、道釘、螺栓。地方政府命令沿線人民配合進行破壞鐵路工作，要求做到四徹底：一是鐵軌要徹底運離鐵路，其零配件要運走毀掉。二是枕木運走毀掉。三是將路基上的石碴運走。四是電線桿全部鋸倒運走毀掉，電線運走任意處理。

那時我剛15歲，在駐馬店育英中學就讀，因駐馬店連遭日本侵略軍飛機的轟炸，學校停課，學生也參與破壞鐵路。我趕著自家的牛車往返于鐵路和村莊之間，把枕木、電線桿一車一車運到村里各家門口，把鐵軌運到村后大坑里，把石碴運到農用路邊。接連十多天忙得喘不過氣，聯保主任和保長還天天嫌大家干得慢，不斷打人罵人。

這年冬天，上級又下令破壞鐵路基，要求每隔20米挖一條一米深、一米寬的橫溝。這時天寒地凍，殘留在路基上的砂石與土凍在一起，鐵鍬挖不動，釘耙刨不動，兩手震得直流血，四個人一天也挖不成一條小橫溝，聯保主任火冒三丈，保長和甲長都嚇得打哆嗦。老百姓忍氣吞聲，誰也不敢吭氣，只埋頭苦干，日復一日，不知毀了多少工具、流了多少血，不知凍爛了多少人的手和腳，終于在鐵路上挖成了許多條橫溝。

此后，河南省政府又下達命令將鐵軌運往洛陽，這又是鐵路沿線農民的事。一輛牛車拉一根，牛車一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大路被破壞了，只能繞道走。如果全是晴天，約半月可到；一遇下雨天，土路泥濘，時日就沒準數了。出門時帶的伙食、草料用盡之后，后果不堪設想：牛死、車丟、人亡，送鐵軌給鐵路沿線農民帶來許多災難。

我被日本侵略軍

抓去當苦工

1944年5月，日軍集結兵力從信陽北犯，打通了平漢鐵路線。沿鐵路線的人民成了亡國奴。日軍為修復鐵路，首先強迫沿線農民填平鐵路基上的橫溝，接著就挨村“號”樹，要求作枕木或建橋用。他們在認為合適的樹上砍下一尺多長的皮，用毛筆寫“王八隊”三字，強迫各村民眾鋸倒并送到鐵路上指定的地方。修鐵路的苦工常在鐵路沿線派或抓，日本人不但不給工錢，還用鞭子、棍子打工人，不讓工人吃飽，夜間還關起來。

1944年8月4日，日軍到我村“號”樹，“號”住我家墳地里二十多棵柏樹，都在樹干上砍了皮，寫了“王八隊”三個字。甲長通知我將樹鋸倒后送到練江河鐵路橋邊去。我將5棵樹干粗的截下二米多長的一段，然后再重新砍下樹皮寫上“王八隊”三個字。樹交上了，可是我沒把截下的那段上邊的“王八隊”字跡去掉，且把它藏在自己屋里。

一天，日軍的馬車隊從村西公路上經過。適逢下雨，日軍進村尋找遮雨什物蓋車，發現了我藏在屋里的5段樹，當即找到甲長，問明情由。之后，日軍強迫他帶路到大王樓將我抓住（當時我暫住大王樓親戚家），押到駐馬店關進苦力房，白天逼我到練江河鐵路橋那里干活，夜間仍然關押。我干了二十多天，修起了那座木橋，日軍王八隊的隊長還不放我走。他派人恐嚇我的家屬，說我破壞“皇軍”修橋木材，罰賠5棵柏樹，如不賠樹，賠老票（指法幣）五萬元才能放人。我的父親把糧食、柴草、牲口全賣光，只湊了三萬五千元，但交了款仍不放人。后經偽警察局一分局局長雷道恒出面說情，讓我到日偽創辦的“興亞小學”任教，9月10日我才被釋放。

我在那個學校教六年級的課，教了一個學期。放寒假后，他們又強逼我到鄭州“中原自治學院”學習，5月才結業回來。因盟軍飛機經常對駐馬店空襲，學校停辦，維持會把我安插到治安股當辦事員，我于1945年7月脫逃。此事給我終身打上了骯臟的歷史烙印，雖然罪惡不大，但畢竟是失節參與了日偽的工作，留下不容辯解的終身遺恨。

往事不堪回首

追憶給日軍做苦工的場景，目睹和親身遭受日軍殘忍迫害的種種事實，我眼前又浮現出一幕幕慘痛的情景：那年月，苦工真不像人，烈日下光著脊背干活。扛枕木、抬鐵軌，汗水從臉上、身上往下淌，渴得嘴直冒白沫。日軍不但不讓休息，連喝口冷水的時間都不給。那些小頭目手里執著鞭子，不停地抽打苦工，苦工們一瘸一拐地掙扎著干，有的實在支撐不住倒了下來，但仍不免遭受腳踢和鞭子抽。

回想修練江河鐵路木橋的那幾天，現在我仍心驚肉顫。日軍急于建橋通車，沒有鐵橋就建木橋，木材全是在鐵路附近強行采伐運來的，粗大、長的做橋梁，下邊用許多柏樹桿打進水中一段，而后在上邊橫七豎八地攀撐住橋梁。當時沒有機械，全靠人力，日軍強逼苦工下水，雖是熱天，但在齊胸深的水里一泡就是半天。苦工們渴了低下頭喝河水，解手就在水中解決。

追憶往事，靠近鐵路線的人沾過它的光，部分人充當過修路的零工，得到過一些錢；破壞鐵路時，個別戶得到些電線桿、爛枕木、鐵絲及其他配件，就是被收破爛的買去，也得不了幾個錢。

若論受過它的危害的人就多了，而且損失嚴重。如在軍閥混戰期間，軍隊們互相爭奪城市和鐵路線。他們的隊伍駐下來，必定就在鐵路線近處派糧派款，大肆騷擾村民。打起仗來要在近處抓人牽牲口，筑工事就到民眾家里扛木料。敗兵們更無紀律，搶吃奪喝，搶掠衣物。尤其在日軍占領期間，亡國奴的滋味更令人心酸，日軍燒、殺、奸、擄無所不為，鐵路沿線的百姓深受其害。

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強迫鐵路沿線各村農民護路護線，每天夜里打更巡邏、分段負責，出了事故追究老百姓的責任。之后，不論熱冷晴雨，老百姓總是小心翼翼輪流換班看護。雖如此，但電線仍不免被割，老百姓還被逼兌錢賠償。

這條鐵路線，做過帝國主義掠奪中國人民財產的工具，也為反動軍閥打內戰幫過忙，如今它正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這條貫通祖國南北的大動脈，將永遠屬于人民，永遠造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