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新春

印象里的古剎總有幾棵成百上千年的古樹或一泓長年不歇的老泉，步履所經，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蘊含著歲月的滄桑和流年的深沉。雖然此前已有看景不如聽景的心理準備，但是來到位于駐馬店市練江大道朱氏橋西北角的820院內的宋代古剎延禧寺舊址，眼前層疊的現代家屬樓，還是讓我有些手足無措。規整的現代方塊建筑叢中，已絲毫尋不出古剎當年暮鼓晨鐘的印跡。

驛城區延禧寺是駐馬店市區最早的古寺，始建于宋丁丑年間。初名彌勒院，明成化十九年改稱延禧寺，最初供奉的是大肚能容的彌勒佛。大肚彌勒佛是五代時的布袋和尚，其事跡最早見于宋代贊寧的《宋高僧傳》。元末浙江慈溪人、著名僧人曇噩撰寫的《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對布袋和尚的行狀有詳細的記述：“大師不知何許人也。五季梁時，見于明州奉化縣……世莫知其族氏名字，常自稱契此。若長汀子、布袋和尚，則以人之所見稱也。”因為他留有“彌勒真彌勒，時人自不識”的偈言，人們認為他是彌勒菩薩的應化之身。

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布袋和尚被宋哲宗封為“定應大師”。崇寧三年(1104年) 浙江省奉化岳林寺住持曇振募建供奉閣樓，第一次將布袋和尚以彌勒菩薩的形象供奉于寺內，這也得到了時任皇帝宋徽宗趙佶的肯定，賜閣名“崇寧”。從此，“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的大肚彌勒佛形象開始在全國廣泛供奉和流行。

在宋朝延續的300多年歷史中，前后經歷了6個丁丑年，即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景裕三年(1037年)、紹圣四年(1097年)、南宋的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嘉定十年(1217年)、景炎二年(1277年)。驛城區安樓人，清朝同治甲子科舉人安增認為延禧寺建置的丁丑年是宋哲宗紹圣四年，即1097年。以此算來，從最初的彌勒院到1948年因戰火徹底被毀，延禧寺先后存在了800多年。

像中國北方許多建筑一樣，800多年中，這座建于宋代的古剎也經歷了多次的焚毀與重建。延禧寺第一次焚壞是在北宋末年，宋金交戰的戰火之后只剩下當初修建時所立的石碑。到清代光緒年間重修延禧寺時，雖然“碑仆字脫”，但該碑仍在。

延禧寺的香火達到鼎盛是在明朝中期，這與成化十年（1474年）就封汝寧府的崇王朱見澤有很大關系。朱見澤是明英宗朱祁鎮的第六子，明憲宗朱見深的同母弟。天順元年（1457年）封崇王，成化十年就藩汝寧府，弘治十八年（1505年）逝后勅葬于確山縣蟠龍山上。

朱見澤就封汝寧，“歲有常祿萬石”，又有“賜地二千五百余頃”，衣食無憂的他，沒事就喜歡在封地汝寧府境內到處游歷。駐馬店在元朝是傳送公文的急遞鋪，位于遂平至確山的驛遞道上，人煙稀少，只有孤零零的遞鋪和四五個鋪兵生活在這里。明朝天順年間，有個叫安全的人遷家至此，在駐馬鋪附近設市貿易，駐馬鋪才漸漸成為村鎮，稱駐馬鎮。據安增考證，當初駐馬鋪之所以稱駐馬，是因為鎮東古有苧麻村。

明朝時的駐馬店雖有遞鋪，但并不出名。朱見澤游歷至此，是興之所之，或是慕延禧寺之名，我們不得而知。但這次崇王朱見澤游歷并寄宿延禧寺，卻讓這座建于宋代的古寺煥發了生機。弘治辛酉年（1501年），朱見澤派中官李杰、樊新會同“朗山僧善祥及地主安祥、安敬、安升、安邦等，耆士張縉、張紳等，因寺遺址廓而修之，壯麗為鎮名勝”。在參修延禧寺的這些人中不少是讀書人，安邦、張紳還是做了官的舉人，這也讓延禧寺在明清有濃重的文人色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的延禧寺也成為當時文人們的集聚之地。

正德元年（1506年）6月，弘治乙丑（1505年）科進士、汝寧府儀衛司人熊遇（祖籍江西德化）服喪歸家，見家徒四壁，無處可居，便寓居在重修一新的延禧寺，“教授生徒門下，號‘竹軒十友’”。熊遇后來官至兵部主事，他所教習的“竹軒十友”中，又以汝陽人林時最為著名。

林時字懋易，號介立，正德丁丑（1517年）進士。九歲時，父親病逝，家道中落，依然勤學不輟，舉鄉試第二。中進士后，為庶吉士，因參與撰修《武宗實錄》，授國子監司業，后升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林時為人耿介，居官清廉，《汝寧府志》說他“歷官二十年，委巷草舍如故”。

熊遇三十二歲時英年早逝，在他去世的十年之后，他的得意弟子和知己林時，聯合當年同在延禧寺讀書的同窗故舊，故地重游，“作《秋行》十二首以寄慨”（見《汝陽縣志》），感念先師，成為一時之盛。

繼弘治年間修繕，明朝隆慶辛未（1571年）、萬歷辛丑（1601年）又兩次對延禧寺進行擴建和修繕，寺廟占地500多畝，僧眾有百人之眾。

萬物有盛有衰，誰也逃不過盛極必衰的宿命。在明朝興盛一百多年的延禧寺也是一樣。明朝末年，因為“流寇蜂起，駐鎮悉屬戰場”，延禧寺再次被毀。也有民間傳說，延禧寺這次被毀是由于當時寺內和尚魚目混雜，有寺人仗勢作惡，殘害百姓。這事兒被攻打汝寧的李自成義軍聽說后，便派兵3次攻打并放火焚毀了延禧寺。這也是戲曲《三打雷音寺》的事件原型。

經歷了這次兵齏，清代雖然多次對延禧寺進行修復，但這座駐馬店市區最早的古寺，卻再也無法恢復有當年的盛況。清朝對延禧寺兩次大的修復，一次是在乾隆年間，由駐馬鎮當地人張國榮、薛有本“各捐貲，募四方，鳩工庀材，稍復其舊制”。另一次是光緒乙未年，即1895年，因為“皇上御極之八年，歲稔，眾善士更葺而新之”。對于后一次修繕，駐馬店驛城區當地人、同治甲子舉人安增撰有《重修延禧明宏寺治辛酉碑記》，不僅詳細記述了延禧寺的歷史沿革，也對駐馬店的建置和由來進行了考述。今天有人稱駐馬店為皇家驛站，正是源于對安增碑記“成化甲午，崇簡王就封汝寧，實建莊于此土，倘寺亦其游歷托宿者歟”中“實建莊于此土”的釋解和想當然的推論。

延禧寺在明朝因熊遇在此“教授生徒門下”而出名，也帶動了當地氏族耕讀風氣的形成，當地的安氏、張氏在明清兩代一直為本地著名的耕讀世家，出了很多讀書人。作為駐馬店驛城區本地的一處佛教勝地，延禧寺自明代就辦有私塾，供貧困學子讀書，為延禧寺寫過碑記的安增在中舉以前就曾在寺內私塾教書。

清末到民國初期，駐馬店一帶多次上演城頭變幻霸王旗的鬧劇，義軍、土匪、軍閥你來我往，民不聊生。這時的延禧寺是否也像練江寨內東岳廟一樣，大量收留過難民，我們已無從得知。但延禧寺終止佛教活動卻是在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主政河南的1927年。當時佛教的一切活動被明令禁止，延禧寺也不例外，寺院廟產被充公辦學，廟產收入提供給1930年成立的駐馬店老街小學（張貞臻和范庭俊各自創辦的私立學校合并而成）和駐馬店聯合小學作為辦學經費。1934年，兩家小學合并，校址在附近的張家祠堂，1943年遷入延禧寺內，更名為練江鄉中心一校。鼎盛時，學校有6個班，學生262人，教職工14人。

1948年4月，國民黨派飛機轟炸駐馬店，練江鄉中心一校校舍，即延禧寺建筑被炸毀，存在了800多年的延禧寺至此消失，淡出人們的視野。解放后，這里成為一家軍事企業的駐地，現在新建成住宅小區。

    當年，安增在他所做碑記里曾有這樣的感慨：“余又慨夫當時王公大夫游于此者，今俱不可復作，雖茲寺巍然獨存而亦非復古者之舊，則又烏知數百年后有作起而更之為誰氏，而茲寺者其果不異于今所云也？”如果生活至今，面對眼前，不知他又會對這座宋代古寺生出怎樣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