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與超越：一個時代的精神鏡像

——評陳德龍長篇小說《龍興年代》

□孫聯邦

從寫“螞蟻小說”到“閃小說”，又從“閃小說”寫作轉到長篇小說寫作，我市著名作家陳德龍一路跋涉，終于登上又一個文學高地。

陳德龍把個人記憶和生存體驗，升華為一個時代的審美意識和精神鏡像，為我們捧出一部長篇小說《龍興年代》。這部作品以現實主義的優美風格，高度濃縮了豫南地區城鄉的歷史變遷，穿過近半個世紀的風云變幻，全景式再現了豫南城鄉的社會生活，向讀者描繪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

作品圍繞主人公石峰的命運變化，生動地再現了大躍進、文革到改革開放初期城鄉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和情感意識的轉變。通過各種復雜的矛盾糾葛，刻畫出社會各階層人物的形象。作品深刻地展示了小人物的命運浮沉，體現了在歷史長河中小人物命運的微小。然而，微小的生活卻喚起人們對美好的追求。作品主題鮮明，人物豐滿真實，充滿了激情和理性思考，達到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統一。這是一部有價值有分量的作品。

在筆者看來，這部作品有三點突破。

突破之一：現實主義手法的自覺轉變。現實主義創作手法誕生以來，經過了艱難曲折的歷程，受到過尊崇，也受到過冷落。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尋根派”、“現代派”等文學思潮風行，如：張賢亮代表的傷痕反思文學，韓少功代表的尋根文學，余華、馬原代表的先鋒文學和莫言所代表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等。相反，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進入低谷。經過路遙等人的不斷探索，傳統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集體記憶”到“個人記憶”的轉變，是其標志性變化。而陳德龍的《龍興年代》，正是以“個人記憶”代替“集體記憶”的自覺轉變。

《龍興年代》賦予石峰等人物更多的人性，作者突破“集體記憶”的套路，自覺形成了“個人記憶”的敘事風格。草根出身的石峰，有過心酸的經歷，有過痛苦的動亂遭遇，更有過撥亂反正的命運轉折。經歷了改革的洗禮，他善良也自私，清高也脆弱，有能力但缺乏大智慧。這樣的人物，在生活里到處都是。正如保加利亞作家斯托亞諾夫在《論文學、藝術和文化》中說，文學創作中最難的是，創造一種合理而真實的人物，在他身上成千上萬的讀者能夠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命運，找到自己的生活。因此，《龍興年代》通過“個人記憶”喚起無數讀者的“集體追憶”，這是這部作品的突破之一。

 突破之二：城鄉“二元題材”的可貴探索。《龍興年代》不僅寫了山村，也寫了城市，但和李佩甫的《生命冊》、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不同，《龍興年代》里的石峰內心很矛盾很糾結。他想進城，又因經濟拮據不愿進城，不是城市排斥他，而是他有點排斥城市。《龍興時代》里所寫到的城鄉差別都是真實可信的。小說所表現的鄉村人對命運不屈的抗爭和堅韌的奮斗，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現狀的強烈愿望，在當時和現在都是格外真切而具體的。所以，《龍興年代》能夠引起弱勢群體的共鳴，它寄托了弱勢人的希望和夢想。

突破之三：客觀冷靜的創作良心。許多作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寫著寫著就哭了，寫著寫著就笑了，寫著寫著就憤怒了，這很容易導致情緒失控，把自己的偏見、情緒、政治觀點強加給作品中的人物，這是不成熟的表現。路遙說：“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悅于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代。”這是一個作家的擔當精神，《龍興年代》就具有這樣的擔當精神。《龍興年代》涉及了許多重大政治、歷史事件，在這些年里，可以說作者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遭遇到很多不公，也有許多委屈，但作者不被“小我”的情緒所左右，不因“小我”而失“大我”，不歪曲歷史，不否定歷史，不抹黑歷史，不戲說歷史，而是以政治家的氣度、史學家的嚴謹、哲學家的冷靜、文學家的敘事，把歷史進程命運化、人物歷史化，客觀冷靜地描繪了一個風云激蕩的年代，體現了一個作家的政治底線、道德操守和創作良心。

    總之，《龍興時代》是一部為時代寫史、為社會擔當、為人民放歌、為個人立傳的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