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一個村的留守兒童資助項目上，社會愛心人士帶來很多新書包。在教室里，校長講述愛心人士的故事，接著對學生們說，你們誰是留守兒童，站起來。給你們發(fā)書包！

　　沒有一個學生站起來。這讓校長很生氣，叔叔阿姨大老遠給你們送東西，怎么誰都不配合了，這么沒禮貌。

　　那時，這些孩子一定在想，“我長這么大，還不知道自己還有個標簽叫‘留守兒童’”。

　　這是中國兒童中心科研與信息部副部長朱曉宇，在昨天舉辦的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模式研討會暨“光彩愛心家園-樂和之家”試點項目總結會上講的一個小故事。

　　在朱曉宇看來，這樣的案例造成了對于留守兒童的二次傷害，導致“好心辦壞事”。

　　然而，這種情況并不少見。

　　近年來，不少社會機構通過各種方式為留守兒童提供關愛服務，盡管已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但也出現了很多供需不對稱的情況，甚至出現對留守兒童二次傷害的現象。

　　不少與會的專家和相關工作人員都表示，除了這種言語傷害外，不周全的準備工作也會使關愛留守兒童活動變成負擔。

　　據一名社工的講述，在重慶一個村的關愛活動中，愛心人士準備為一個寄宿學校的留守兒童包餃子，為此，學校暫停了中午免費午餐的供應。然而，他們對學校情況和學生數量不了解，導致每個學生只吃了幾個餃子，只好餓著肚子繼續(xù)上課。

　　如何對留守兒童進行切實有效的關愛服務，已成為有關部門和公益組織都在思考和探索的問題。

　　對此，中國社會工作學會執(zhí)行秘書長鄒學銀認為，在關愛留守兒童活動方面，社會工作組織大有可為，關鍵是了解當地需求，結合好當地資源。否則，“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不一定能起到好效果”。

　　民政部社會事務司未成年人保護處處長楊劍也認同專業(yè)社會工作者的重要性。“近年來出現的極端事件，都是因為對留守兒童心理關愛的缺失。”

　　在重慶市委黨校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研究所副所長謝菊看來，不管是官辦社會組織，還是一般的社會組織，在進行留守兒童關愛服務時都要學會“與當地政府和民眾打交道”。

　　“社工組織要學會協調各個層面的基層政府關系。”謝菊表示，除此以外還應學會和村委會打交道。“他們了解情況，社會組織進入后如果不能與村委會建立良好關系，即使表面上進到村子里，實際上也沒進去。”

　　此外，很多社工組織都是通過項目機制提供關愛服務。“應該明確項目退出機制。如今的項目里面有很多理想化的東西，有的項目退出之后把這些孩子擱半道了還不如之前不干。”朱曉宇說。

　　一些機構和公益組織已經形成一套成熟的留守兒童關愛服務工作體系，值得借鑒。

　　以“光彩愛心家園-樂和之家”為例，該項目從動員當地社區(qū)留守人員的互助體系出發(fā)，利用社區(qū)內部資源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據項目創(chuàng)始人、北京地球村環(huán)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曉義介紹，3年來，樂和社工從社會建設入手，服務了重慶市10個村近3000名兒童，服務范圍也延伸到留守婦女和空巢老人。

　　但是，不少專家及相關工作人員提醒：如今，人們都在討論社工組織如何幫助留守兒童，卻忘了強調留守兒童父母及家人的責任與義務。畢竟，留守兒童問題，歸根結底是家庭的問題。

　　鄒學銀在廣西農村調研的時候曾見過一戶人家，父親常年在深圳打工，他會定期與女兒視頻交流，然而每次說個三五分鐘，父女倆就沒什么話可說了。但每次回來看望女兒，他們聊幾個小時都說不完。

　　“家庭的團聚，家人的溝通往往比社工的幫助更有效，而這些效果也是社工怎么做也比不了的。”鄒學銀說。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教研室主任郭偉和則認為，當下留守兒童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家庭貧困問題，而是家庭照顧體系問題。

　　郭偉和指出，在目前的發(fā)展趨勢下，留守兒童的照顧體系和保護體系的破碎，產生的社會后果可能是個體人格的扭曲和本土文化的自我貶低。

      “進一步發(fā)展下去，這些孩子就會發(fā)展出兩種不良狀況：一個是自我絕望和自我傷害，也就是畢節(jié)兒童自殺案例的表現；另一個是對社會的憤懣和反抗，也就是最近幾年日益增多的暴恐襲擊或者有組織犯罪現象。”

　　因此，郭偉和認為，留守兒童的援助目標需要改變，由物質援助導向轉向社會服務導向。他說，面對市場化大潮的沖擊導致的家庭風險，社會工作的專業(yè)判斷不能僅僅瞄準個人提供福利救助和安置照顧，而是要把個體補救和社區(qū)關系的重建結合起來，讓這些脆弱群體有一個社會參與和社會融合的環(huán)境和經驗，以避免社會排斥導致的邊緣人格。

　　郭偉和強調，目前留守兒童更需要的是，政府通過精準的扶貧策略結合專業(yè)社會工作來評估需求、設計服務和提供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