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博士赴國內高校任教不是新聞，“土生土長”的本土博士生赴國外知名高校任教就是新聞。對于與國際接軌時間不長、發展仍存在差距的經管類博士來說，更是如此。

　　去年11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鄒韜，成功受聘澳洲國立大學（ANU）商學院，成為光華管理學院第五位直接獲得海外教職的學生。幾乎同時，該院博士生姚晶晶也接到了法國里爾科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教職聘書。

　　在向澳洲國立大學提交了個人簡歷、研究綜述和教學陳述等申請材料，并經歷了包括介紹學術研究情況、學術報告、面試、答問等環節在內的持續兩天的面試后，鄒韜收到了澳洲國立大學的聘用通知，“不敢相信”是他的第一感覺。因為這不僅是一所在2015年至2016年QS世界大學排行榜中排名第19位的一流大學，還是他的導師陳松蹊教授的母校。

　　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美國統計學年會、國際概率統計學年會等大量國際學術會議上報告過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國際知名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在加拿大、美國高校的交流經歷以及擔任學院本科、碩士、博士、MBA、國際MBA以及EMBA助教的經驗，或許都是鄒韜獲取澳洲國立大學教職的“敲門磚”。

　　“我們本土培養的經管博士，能獲得海外教職非常不容易。因為教職與其他職業不同，它對學術水平的要求非常高。”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龔六堂說。

　　“30年來，中國的商學教育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這與我國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但與數理化等起步較早的學科相比，我國的商學教育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與國際水平有很大差距。”龔六堂將這種差距歸結于商學院教育所處的經濟環境與學科自身的發展。“畢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僅有30多年的歷史，國內商學學科發展也僅有30多年。”

　　自2008年光華管理學院第一位在海外獲得教職的博士生曾玉萍，赴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任職以來，該學院幾乎每年都有博士畢業生獲聘海外教職，由過去從海外單向引入博士，到現在向海外學術界輸出由中國本土培養的經管博士的改變，正在未名湖畔悄然發生。

　　從前，受限于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而起步較晚的商學教育，一直是“悶頭辦教育”。那時，國內商科的教學體系、研究體系、培養方式、語言交流方式等，都無法與海外對接，也就自然無法在學術上與國際對話。

　　“學院強烈地意識到，國內商學教育與國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于是著手改革。”龔六堂介紹說，光華管理學院的改革從一開始就目標明確，即努力實現培養體系與國際接軌。學院大刀闊斧進行課程改革；逐步完善碩博連讀博士候選人選拔機制及研究生課程體系，取消博士生導師招生制度，按專業方向統一招生；設立全英文授課的IPHD項目（國際博士），培養商學院研究人員、高等教職人員。

　　在龔六堂的記憶里，改革中有兩件事震動比較大：一是“一刀切”停招在職博士生，一是將導師招生的權力收上來。“停招在職博士生是一種導向，主要是為了保證博士生的培養質量。第二項改革是取消博士生導師招生制度，不讓導師選，而是按照專業統一招生。后期，又順利推出了全員博士生導師制度，讓學生從學院100余位教師中自己選擇理想的導師。”

　　2012年，光華管理學院率先推行“申請—審核制”博士招生，逐步從以考試為基礎的應試選拔機制轉向申請審核機制，從學科背景、專業素質、研究技能、外語水平、思維能力、創新能力等多層面考查學生的綜合素質。

　　在面向國際接軌的多項改革過程中，無論是啟動博士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計劃、資助博士生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還是設立“博士生長期出國資助”計劃，每年資助優秀學術研究生前往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等國際一流大學進行交換學習和研究，都讓光華管理學院逐漸看到了國際化的曙光。

　　“目前，學院50%左右的博士生可以在國外知名院校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這可以讓國外的院校對中國學生有‘可見度’，讓他們真正了解中國學生的研究水平。當學生應聘海外院校時，這樣的‘可見度’就非常有幫助。”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徐菁介紹說，很多學生在交流期間與知名教授合作完成了高質量的博士研究與論文寫作，得到了海外院校學者的認可。

　　龔六堂預計，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世界對中國的關注度也會進一步提升，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本土經管博士“走出去”。“而中國商學教育要做的，除了用國際標準衡量學術研究外，還要更加密切把握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將研究與本土管理實踐相結合，這為我們在國際學術界做出特色研究提供了很大空間”。（記者 柴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