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上，一位科學家的名字被正式寫進《政府工作報告》，這在以前是極其罕見的。李克強總理在回顧2015年工作時特別指出“我國科技領域一批創新成果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對我國發展取得的成就，全國各族人民倍感振奮和自豪！”兩會的代表委員們也紛紛表示，要成為創新型國家，我們需要更多“屠呦呦”！這種期待，更是一種對于科技創新的訴求表達，以及對于創新人才的熱烈渴望。

　　一個國家擁有一、兩項諾貝爾獎級的科研成果并不能證明其已成為科技強國，但要想躋身科技強國行列，沒有諾貝爾獎是斷然不行的。這些諾獎級別的科研成果的獲得，需要那些世界一流的科學家來努力實現，而杰出科技人才的出現則有賴于全社會所營造的良好的學術環境。

　　日本的經驗值得借鑒。該國首次摘得諾貝爾科學獎桂冠的是湯川秀樹，他因以核作用力的理論為基礎預言了介子的存在而榮獲1949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此后又有日本研究人員不斷獲得諾貝爾獎。日本曾在2001年提出過“五十年三十個諾獎計劃”。截至2015年底，含美籍日本科學家在內，已經有16人獲得諾貝爾獎，主要集中在物理學獎、化學獎，以及生理學或醫學獎項。這種井噴現象并不多，在世界范圍內相似的情況，也僅僅有美國在1945年之后曾出現過短時期內獲獎人數激增的景象。縱觀日本21世紀以來獲得的諾貝爾獎獎項，除天體物理與理論物理之外，其他研究均在生活中得以實際的運用，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都為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創新。

　　這些不斷涌現出諾獎得主的基礎研究領域，所給予我們的啟示是，首先需要有穩定自由的學術環境，這樣才能催生研究的獨創性。進入后期的技術開發階段中，則更為強調研發人員要與市場對接互動，以及在知識產權保護與運用上對研發的支持。因此，已經有學者提出，中國當前的創新必須回歸到原初的理念，即“廣義創新”。而實現廣義創新的源頭在于全社會能否形成良好的學術環境。由于治理學術環境是個世界性的難題，不同的國家在改善本國科研條件、優化人才成長條件時，也是基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而采取相應的改善措施。這就決定了我們要客觀審視當前的科學發展階段，只有在正確的認知前提下才能作出合理的科學判斷。同時，要求我們既不能簡單地搞“拿來主義”，也不能一概趨同化、類比化。

　　良好的學術環境是培養優秀科技人才、激發科技工作者創新活力的重要基礎。我認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就是以優化本國學術環境為根本，從科學文化層面來提升中國科研的“軟實力”。國務院辦公廳年初發布的《關于優化學術環境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優化科研管理環境、宏觀政策環境、學術民主環境、學術誠信環境、人才成長環境的任務要求。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尚勇也強調，學術環境質量取決于改革的成效。只有整個學術環境提升上去，才能避免出現數學大師丘成桐所擔憂的現象：“如果不重視學風建設，中國的科技至少要倒退20年。”

　　未來，可以期待通過優化學術環境，將為中國帶來更多的“屠呦呦”。諾貝爾獎得主、著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也曾指出，中國以科教興國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方針，將使中國在21世紀出現更多的一流科學家和人才。中國要出現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做出一流的科學研究，需要有四個條件：一是人才，二是好的傳統，三是決心，四是經濟。毫無疑問，目前中國已經逐步具備這些條件。預計在不久的將來，隨著中國學術環境的不斷優化和改善，在為我們帶來更多諾獎得主的同時，也會促進大量優秀的科研人才脫穎而出。

　　（作者系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