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谷文昌是紅旗渠所在地河南省林縣人，1950年5月隨軍渡海解放東山島，留在那里工作一直到1964年，其間擔任東山縣委書記10年。谷文昌和縣委一班人帶領群眾改造自然和社會，變風沙肆虐的荒島為海上綠洲。他以自己的一心為民、敢于擔當、無私奉獻、清正廉潔，在老百姓心中樹起一座不朽的豐碑，也成為黨員領導干部學習的楷模。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點贊谷文昌。9月7日，本報全文發表習近平總書記《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重要講話。本期刊發的報告文學《香爐》，為我們全景展示了另一位領導干部好榜樣谷文昌的事跡和風采。

　　又是一年清明節，我回到家鄉，位于福建省南端的東山島。這個面積194平方公里的海島，不僅發生過1950年國民黨抓壯丁制造的“寡婦村”曠世悲劇，還發生了1953年7月國共兩黨最后的一次戰役——東山戰役。更讓世人矚目的是，這里來了一位太行山打石匠出身的縣委書記，帶領東山人民把昔日風沙肆虐的荒涼海島變成了東海綠洲。他去世已經34年了，東山人民依然深切懷念著他。
　　他的名字叫谷文昌。
　　多年來，家鄉的父老鄉親有一個習俗，“先敬谷公，后祭祖宗”。我來到了位于赤山林場的谷文昌陵園，瞻仰這位人們敬重的縣委書記。只見谷公墳前，擺放著一個插滿香火的花崗巖香爐，香爐上鑿著“谷公——人民敬仰”六個字，看得出，香爐來自民間，香爐上的字并不是什么書法家所題，但卻是一筆一筆用心鑿上去的。
　　凝視著香爐，我心潮澎湃。一個縣委書記去世多年，百姓始終銘記著他，這深層的原因在哪里？香爐到底是誰送的？這背后隱含著哪些感人的故事？
　　我踏上了尋覓香爐捐獻者之路。
一
　　有一個叫山口的村莊，引起了我的關注。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東山縣委宣傳部一位干部向我講述過一件事，同樣是清明節，在通往赤山林場的小路上，他遇見了山口村的一位老阿婆，阿婆肩上挑著兩個籃子，籃子里頭放滿了供品。他問這位阿婆，怎么到林場去掃墓呢？老阿婆動情地說，孩子，我這是去看看谷書記。谷書記讓我們苦命的“乞丐村”變成了今天的“幸福村”。如今，我們都成了萬元戶，可谷書記他清貧啊，我想去給谷書記點柱香，燒一些紙錢。
　　聽了這段描述，我心里一陣悸動，這是東山百姓用民間方式表達對谷書記的緬懷呀。
　　在去山口村之前，我先走訪了曾經在谷文昌身邊工作過的幾位老同志，查閱了相關資料，這讓我走近了谷文昌。
　　解放前，地處風口的山口村，是全縣土地最貧瘠、風沙最嚴重的貧窮村莊，村里流傳著一首心酸的民謠：沙虎無情田屋休，作物十種九無收。春旱無雨糧草絕，柴米水鹽貴如油。夏天出門沙燙腳，行路沙軟三七抽（行走沙中十步退三步）。秋冬風沙撲目睭（眼睛），何時能解苦和愁。年復一年，村民們“春搬沙，夏種地，秋搶收，冬又埋”。為了活命，只好拖兒帶女四處漂泊乞討，全村900多人口，常年流落他鄉討飯的就有600多人，山口村成了遠近聞名的“乞丐村”。
　　1954年暮秋的一天，時任東山縣長的谷文昌帶著通訊員陳掌國一道下鄉，途經白埕村附近一個破舊雨亭時，只見迎面走來了一群衣衫襤褸、挎著籃子、拄著棍子的村民。谷文昌上前問其中一位老阿婆，是哪個村的，要到哪里去。阿婆告訴谷文昌，自己的名字叫沈萬岱，來自山口村，是去趕集的。經再三詢問，阿婆才支支吾吾說出是去討飯的。谷文昌問道：“不是已經分了田地了嗎？”阿婆說：“地是分了，可都被風沙給埋了，村里的后生前些年都被國民黨抓丁了，剩下我們這些孤兒寡母只能外出討飯，呆在家里只能被餓死。”
　　老阿婆的話，深深刺痛了谷文昌的心。他聯想起自己少年時逃荒的痛苦經歷。他生長在河南太行山區一個貧窮的小山村，由于家境貧寒，不得不中斷讀不到一年的私塾，跟著哥哥逃荒到山西長治當長工。他種地、挖窯洞、當石匠，寒來暑往，餐風露宿，用血汗換來一些糧食，還要挑著糧食，翻山越嶺，走了三百多里地，一直從晉東南走到河南林縣的小山村，讓一家人度過饑荒。谷文昌深知逃荒的凄苦與悲涼。他想，共產黨領導人民翻身得解放，為的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可眼前，這一方百姓還要離鄉背井去逃荒，作為縣長問心有愧呀！他含著熱淚，動情地對逃荒的村民說：“鄉親們，我是縣長谷文昌，我對不住你們呀！剛才沈萬岱阿婆說的話，我都記住了。鄉親們回去吧，請相信我，我們一定要把風沙治住，日子會好起來的。”
　　那天晚上，谷文昌徹夜不眠，他戴上眼鏡，在忽明忽暗的燈光下，翻閱著辦公室送來的東山史料：
　　明代中期以后，倭寇猖獗，海盜嘯聚，銅山（東山史稱銅山）處于閩粵沿海要塞，深受禍害。戚繼光率領義烏兵入閩征剿，戍守陳平古渡（即今八尺門）。銅山百姓食簞漿壺，犒慰軍隊，配合戚家軍痛擊倭寇。英勇的銅山人民，還先后在東赤港、宮前灣、南門灣、走馬溪圍殲擊退來犯的寇盜。
　　明末清初，銅山水寨大山是鄭成功收復臺灣的重要屯兵據點。銅山有上千子弟隨鄭成功收復、開發臺灣。
　　接下來的字里行間，展現了東山軍民抗擊日寇的悲壯畫面。
　　1939年7月12日、8月23日和1940年2月12日，以臺灣日軍司令部參謀兼華南特務機關長山本募為首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與盤踞于粵東地區的偽“和平建國軍”分別三次進犯東山島，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據當時福建《大成晚報》載：自民國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十月止，全省各縣遭日寇蹂躪最慘烈為閩南之東山。
　　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行徑，東山軍民為保家衛國，同仇敵愾，浴血奮戰，三次擊退日本侵略者。抗戰期間，苦難深重的東山人民還捐款購置一架支援抗戰的飛機，命名為“東山號”。
　　“苦難的海島，英雄的人民啊！”谷文昌熱淚盈眶。他摘下眼鏡，用手帕擦干淚水，當他再度把眼鏡戴上時，一段觸目驚心的文字映入他的眼簾。
　　在東山，“春夏苦旱災，秋冬風沙害。一年四季里，月月都有災。”解放前近百年間，東山被風沙埋沒了十三個村莊，三萬多畝耕地，毀掉一千多幢民房，東山原有七個“蔡姓”村，被風沙埋得只剩四個。由于風沙干旱，老百姓燒柴火都成問題。1948年，有七個婦女搖了一條小船過海去打柴，遇到大風，海浪把船給掀翻了，七個打柴的婦女全死了。其中一個婦女還懷著四個月的身孕。風沙災害給東山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
　　此時，谷文昌腦海中又浮現出白天下鄉路上遇到山口村外出乞討村民時的情景。他激動地站了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今夜是大潮，海灣那邊傳來了深沉的濤聲，這濤聲如同東山百姓的呼喚，一陣一陣撞擊著他的心：“不救民于苦難，要共產黨人來干啥？”
　　一個從根本上改變東山人民生存環境的想法，在谷文昌的腦海中形成。
二
　　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那么，東山島風沙運動的規律是什么呢？
　　在海島東南部風沙彌漫的沙丘上，行進著一支小隊伍，這支隊伍的名稱叫“沙荒調研隊”，隊長正是谷文昌。他穿著一身泛白的舊軍裝，帶領著林科所技術人員逐個沙丘、逐個山崗實地勘察測量。餓了，啃一口干糧，渴了，喝一口行軍壺的涼水。夏日驕陽似火，沙子發燙，就用植物蔓藤裹住雙腳，在沙丘上艱難行進。冬天，大風夾著沙粒，拍打在臉上，雙眼涔出淚水，用手揉一揉，繼續前行。就這樣，從蘇峰尖到澳角山，從親營山到南門灣，調研隊踏遍了東山島的421個山頭，把一個個風口的風力，一座座沙丘的位置和運行軌跡詳細記錄下來。
　　夜晚，谷文昌召開各種座談會，聽取治理風沙的意見。多年的勞累和繁重的工作，剝奪了他健壯的體魄，落下了胃病、肺病，常常頭暈、咳嗽，有時胃痛折磨得他直冒冷汗，他就用棍子頂著肚子，強忍劇痛堅持調研。終于，他弄清楚，位于海島東南角的白埕、山口、湖塘結合部一個叫的赤山的地方，是島上的“風口”“沙喉”，要戰勝風沙，必須先扼住它。
　　“筑堤攔沙、種草固沙、造林防沙”，治沙方案初步形成。說干就干，很快，轟轟烈烈的植樹治沙行動開始了。短短時間內，就在風口地帶筑起39條2米高、10米寬、全
　　長22000多米的擋沙堤，人們撒下了成噸的草種，還種下了從島外運來的樹苗。
　　可是，無情的風沙摧垮了沙堤，播下的草籽、種下的樹苗也夭折在黃沙下。1954年到1955年，八次大規模植樹，均以失敗告終。
　　不少人的信心發生動搖，干部中也出現不同聲音，千百年來，東山的風沙從來沒有被制服過，現在就能制服得了嗎？屢戰屢敗，不知還會有多少次失敗在等待著，東山這樣貧窮，財力和心力能承受得了嗎？
　　面對肆虐的風沙，面對夭折的樹苗，面對各種泄氣的議論，已是東山縣委書記的谷文昌承受著巨大壓力。谷文昌思想激烈地碰撞著，是堅持還是放棄？放棄容易堅持難，可如果就此罷休，東山百姓將繼續飽受風沙干旱之苦，舊社會村民外出逃荒的情景就會重演，怎么面對東山的父老鄉親？
　　面對漫漫黃沙，這位來自太行山的“石匠”，把一個個問號拉直成一個個斬釘截鐵的感嘆號：歷朝歷代做不到的事，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做到！不制服風沙，就讓風沙把我埋葬！
　　這不是空泛的豪言壯語，這是一個共產黨人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不留任何余地和退路的承諾。
　　在這關節點上，谷文昌得悉一個消息，白埕村有位農民在沙地里挖出了能燒火的泥土。泥土竟然可以燃燒？谷文昌在老鄉的陪同下趕到現場，挖出幾鍬黑黃相間的泥炭土，只見泥炭土中木質纖維還清晰可見。他將泥炭土帶回，曬干后放進灶膛，噗的一聲，只見一朵燦爛的火花從泥土中噴吐而起，谷文昌的心里也燃起一團熊熊的希望之火，說明遠古的東山是森林覆蓋的綠洲，東山可以種樹，東山可以種成樹！
　　必須找到能夠抗擊風沙鹽堿的先鋒樹種。谷文昌發動機關干部、林業技術人員翻閱資料、打電話聯系，查詢全省乃至全國兄弟縣有關植樹治沙的消息，終于了解到，廣東電白縣在海邊種活了成片的木麻黃。他立即派人到電白學習取經。1957年春天，在海島的東南部，種下了從島外引進的木麻黃、桉樹、相思樹、苦楝樹、馬尾松等十幾個品種20萬株樹苗，結果只存活了六株木麻黃。而正是這六株木麻黃，證明了其在風沙鹽堿環境中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谷文昌立即組織人員，分赴廈門、浙江、電白等地大規模采集木麻黃樹種，并通過福建省林業廳提請國家林業部，從外交途徑引進國外木麻黃種子。他還迅速建立了木麻黃苗圃，并組建了53支造林隊，為大規模種植木麻黃做好準備。
　　谷文昌代表東山縣委向全縣人民發出“上戰禿頭山，下戰飛沙灘，綠化全海島，建設新東山”的號召。這四句話，鏗鏘有力，目標明確，簡單明了，抓住人心。
　　1958年春天，東山人民在縣委的領導下，再次與風妖叫板、與沙虎較量，在白埕、湖塘、梧龍、山口等地一鼓作氣種下了1000多萬株木麻黃。
　　然而，這回雖然選對了樹種，卻選錯了種植的時機。一場倒春寒襲來，東北風一刮就是一個多月，種下的樹苗幾乎全軍覆沒。1000多萬株木麻黃僅存活了九株。東山人的心又涼了。有人說，東山人命苦，這樹是種不成了。白埕村一位老漢甚至跟人打賭：“這沙灘上要能種成樹，我從白埕翻跟斗一直翻到西埔（縣城）。”
　　可這回，谷文昌心里有譜了。他蹲在成活的木麻黃跟前，像慈母愛撫著嬰孩，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他的眼前升騰著綠色的希望：“有九棵，就有九百棵、九千棵、九萬棵……”
　　一個造林試驗小組應運而生，谷文昌親自擔任試驗小組的組長。他要通過試驗搞清楚，這木麻黃在東山的特定環境下，什么溫度，什么時段種植最合適。谷文昌采用了排除法，去掉不合適的，就是合適的。當年在太行山鑿石頭不就是采用排除法嗎？
　　試驗小組就在那九棵成活的木麻黃附近，實行“旬旬造林”，種下20多畝試驗林，定時觀察氣溫、濕度、風向、風力對新種植下的木麻黃在回青、成活方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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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份極為寶貴的觀察分析：
　　木麻黃的最佳種植氣溫為25攝氏度，地溫為23攝氏度。在東山，5月下旬至7月，氣溫較穩定，種下的木麻黃3天便足以成活。
　　種植木麻黃必須掌握六大技術要點：大坑深栽、帶土栽種、晴天挖窟、雨天造林、保護管理、防治蟲害。
　　谷文昌要求把這些技術要點印成小冊子，分發到各大隊、生產小隊，人手一冊。這些要點和做法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導意義。
　　1958年12月20日，東山縣再次舉行植樹造林誓師大會。這一次，是在總結經驗教訓、掌握科學規律、做好充分準備基礎上的植樹造林大會戰。
　　從此，東山有了這樣壯觀的場面：一下雨，廣播里馬上播送造林緊急通知，東山的干部群眾、駐島部隊就冒雨出動，荒山、沙灘布滿造林大軍。在那些日子里，谷文昌強忍著肺病、胃病的折磨，和班子成員一起，全部身心撲在植樹造林上。在沙灘上，在苗圃里，在荒山坡，處處閃動著谷文昌那披著斗篷、永不疲倦的消瘦身影。東山人從這親切的身影上，感受到共產黨人心系百姓、造福人民的情懷，尊重科學、實事求是的精神，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意志。他鼓舞、激勵著東山人勇敢地與風沙較量，向貧窮落后抗爭，用辛勞和智慧，去實現綠色的希望。
　　天亦為之動容，連降喜雨，種下的木麻黃成活了，大面積成活了。到了60年代初，谷文昌帶領全縣人民植樹造林82000畝，全島421座山頭披上綠裝，34000多畝的木麻黃主干帶，在38公里長的海岸線上筑起了一道“綠色長城”。接著，美國濕地松、日本銀樺、法國梧桐也相繼站穩了腳跟，形成第二道綠色屏障。再下來，是漫山遍野的果樹，綠蔭掩映中的村莊。整個海島綠化率達96%以上，島上風力減弱了41%~61%，冬天溫度提高了1.5%，蒸發量減少22%，相對濕度提高10%~25%。
　　東山島這只土黃色的蝴蝶變成了綠色的蝴蝶，在碧波萬頃的東海上翩翩起舞了。東山人世世代代遙不可及的夢想，終于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實現了。
　　多年以后，有位臺灣同胞回東山探親時，特地帶來一袋樹籽，當他看到昔日的荒灘變成茂密的森林，所有的山頭都披上了綠裝，不由得驚呆了：“奇跡，人間奇跡啊！”
　　我來到了昔日地處“風口”“沙喉”，而今隱藏在林蔭中的山口村，尋找二十幾年前清明節那位致富不忘谷書記的老阿婆，或許她知道香爐是誰捐贈的。可是，時間過去那么多年了，她老人家還健在嗎？山口行政村有五個自然村，她是哪個自然村的，叫什么名字？雖然事先我和鎮上干部取得聯系，拜托他們幫助尋找，但是心里依然沒底，甚至有幾分忐忑。
　　讓我欣喜的是，在山口村敞亮的村部，我見到了這位94歲的老阿婆，她的名字叫何賽玉。一同前來的還有當年植樹造林時的生產隊長，現已80歲的老人陳細乒。何賽玉阿婆看起來顯得很瘦小，滿臉的皺紋刻著歲月的滄桑，據說前不久摔傷過，走路還有些不方便，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老人家的眼神依然明亮，說話口齒也很清楚。當我向她詢問為什么每年清明節都要去林子里給谷文昌掃墓時，老阿婆激動地說：“谷書記是我們的大恩人啊！”
　　老人家向我敘述了她一生的坎坷遭遇：“我出生在海島北部的前何村，出生后不久，狠心的母親把我丟在路旁‘放生’。有一個好心人路過時看到了我，不忍心讓我這樣活活死去，抱著我，走過了一村又一村，求人把我收養。也不知進了多少村莊，就是沒有人愿意收養我。后來，在一個叫探石村的地方，遇到了一位從山口村出來要飯的奶奶。這位奶奶從好心人手上接下了快要斷氣的我。奶奶用她討乞的地瓜絲湯喂養了我，救活了我。從此，我就生活在奶奶家。”我問道：“那后來這位奶奶呢？”阿婆哽咽著說：“奶奶她在一次外出乞討的時候，餓死在漳浦縣一個叫浦南橋的地方，尸骨都沒有找到，我們都沒有一個給奶奶上墳的地方。”聽到這里，我不禁流下了熱淚。一位靠乞討度日的老人，卻用她一顆善良的心救活了一個奄奄一息的女嬰，然而她自己卻餓死在逃荒的曠野中……
　　一陣靜默。我小心地問：“阿婆，你是不是也……”我欲言又止，生怕刺傷阿婆的心。阿婆明白了我的意思：“孩子，你是想問我有沒有去討飯嗎，實在見笑（在東山方言中“見笑”是很難為情的意思），風沙把田地都蓋住了，種不成莊稼啊，我和當年奶奶一樣，提著籃子，端上破碗，到外鄉去討飯。”我問：“那咱們山口村的鄉親是什么時候過上好日子的呢？”坐在一旁的陳細乒老人接過話題：“是谷書記來了，組織我們種木麻黃。木麻黃這種樹在下雨天種才容易活。老天一下雨，全村不管男人女人都上場，有的戴著斗笠，有的穿著蓑衣，有的頭上裹著破衣服，越是下大雨越是大種樹，晚上也不停。谷書記經常到我們村，穿著雨披，跟著我們一起種樹，那場面想起來，好像就在眼前。就這樣，光我們山口村就種了4600畝的木麻黃。有了這些木麻黃擋住風沙，不僅地上能種莊稼，還種了黑珍珠蓮霧，還發展了水產養殖業。家家戶戶蓋起了小洋樓。”說到這里，老人咧著嘴，憨厚地笑了。何賽玉阿婆接上話茬：“我這輩子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現在，孫子、重孫加起來都有五六十個了。沒有谷書記，就沒有我今天啊！”老人家激動地說：“等我的腿好了，我還要去給谷書記上墳，帶著我的兒子、孫子、重孫，祖孫四代人一起去給谷書記燒香。”我抓住時機問道：“阿婆，你知道谷書記墳前的香爐是誰送的嗎？”阿婆想了想說：“我剛去燒香的時候，記得那里擺著一個插香火用的陶罐子，后來就有了石香爐，也不知道是誰放上去的。”
　　這時，有位小伙子開著一輛轎車來到村部門口，村支部書記告訴我，這是何賽玉阿婆的外孫，是來接老人家回去吃飯的。
　　望著漸漸遠去的轎車，我慶幸何賽玉老人沒有重蹈當年老奶奶的命運，終于有了自己幸福的晚年。何賽玉老人命運的變化，不正是山口村乃至整個東山島百姓命運變化的縮影嗎？
　　我覺得山口村之行很有收獲，然而我依然帶著一點遺憾，因為，還沒有找到香爐的捐獻者。
三
　　尋找香爐捐獻者的線索中斷了，我心里有些茫然。
　　傍晚，我穿過林帶，來到離住地不遠的馬鑾灣。漫步在平緩細軟的沙灘上，只見海面上漁火閃爍，宛若天幕搖落的星辰，那是漁民用燈光在誘捕“小管”（小魷魚）。可我無心欣賞這海上夜景，心思還在那個香爐上。
　　忽然，眼前一組畫面吸引了我。月光下，幾個漁民駕著一條小木船將一張大漁網撒入附近海中。沙灘上，十幾個漁民排成兩隊，每個人腰上系著一條繩子，繩子采用活結系著漁網的粗大繩子，依靠腰力和雙手牢牢抓住大繩子往岸上拉。走近一看，拉網的漁民有男的，也有女的。我忍不住脫掉鞋襪，卷起褲腳，加入拉網的行列。因為說的都是家鄉方言，我很快就和拉網的漁民們聊了起來。一位叫阿生的小伙子告訴我，他們是來自附近的銅缽村，祖祖輩輩就在這個海灣拉山網。解放前，都是女人種田，男人捕魚。拉網時，還一邊踩著節奏喊著號子。阿生的話，讓我如臨其境，我問道：“那為什么后來女人也來拉山網呢？”阿生告訴我，當年國民黨軍隊撤退時抓壯丁，把村里的男人差不多都抓光了，為了生計，女人也只好出來拉網捕魚，現在女人拉山網就成習慣了。
　　阿生的話提醒了我，1950年國民黨軍隊撤離時，在東山島大肆抓壯丁，銅缽村深受其害，成了遠近聞名的“寡婦村”。解放后，對這些活寡婦的身份如何認定，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是谷文昌冒著極大風險，積極提議，對這些苦難深重的活寡婦做出“兵災家屬”的定性，一項德政暖了苦命人的心。谷文昌墳前的香爐會不會就是銅缽村的鄉親們送的呢？
　　我來到了寡婦村展覽館，老館長黃鎮國陪著我，一邊參觀紀念館，一邊向我敘述著那段難忘的往事。
　　1949年6月，一批從淮海戰役潰退的國民黨部隊進駐東山，因為官多兵少，號稱“軍官團”。同年9月，“軍官團”改編為“國防第七縱隊”，12月份整編為陸軍第58師，師長洪偉達，號稱“再生部隊”。怎么個“再生”法呢？抓丁，靠抓丁，抓滿一個排的，排長升連長，抓滿一個連的，連長升營長。
　　1950年5月10日凌晨2時，洪偉達部突然包圍銅缽村，以查戶口為名，擄走147名壯丁，其中年幼者僅17歲，年長者55歲，已婚者91人。而當時的銅缽村只有298戶1334口人。遭此浩劫的銅缽村，三日不見炊煙，從此成為遠近聞名的“寡婦村”。
　　兩天后，東山解放。時任南下干部長江支隊第五大隊三中隊五小隊隊長的谷文昌，隨軍解放東山島，并擔任了城關區區委書記。銅缽村就在城關區轄區內。在村黨支部書記謝老太的陪同下，谷文昌多次來到這個災難深重的小村莊。
　　在馬鑾灣，銅缽村的婦女們汗水夾著淚水，艱難地拉著網繩，唱著以前男人們拉網時唱的號子歌：搬網真艱苦，行是倒退步，食是番薯箍（塊），配是鳁仔涂，穿是布袋布，睏是珍珠鋪（沙灘），天光搬到日落埠，實在餓死某（妻）囝路。號子聲聲，撕人心肺……
　　榕樹下，銅缽村的婦女們一邊織著漁網，一邊唱著自己編詞的歌冊調：門前海水平波波，哪知人間有銀河。多少年來斷七夕，何時鵲橋接阿哥？歌聲如訴如泣，催人淚下……
　　池塘邊，銅缽村的婦女為了給莊稼戽水，把扁擔插在一頭，將戽桶一端的繩子系在扁擔上，自己背著孩子拽著戽桶另一端的繩子，一桶一桶地從池塘往莊稼地戽水。過去夫妻倆一起戽水變成了單人戽水。戽著戽著，扁擔倒下了，戽桶撞碎了，女人的心也隨之碎了……
　　在謝老太書記的陪同下，谷文昌走訪了這些苦命女人的家。他發現，這些女人吃飯的時候，飯桌上總是多擺著一副碗筷，那是特地為離別的親人擺下的。再看鍋里，是稀得可以照見人影的地瓜絲湯。他還看到了這些女人用心收藏的一把手電筒、一塊銀元、一只布鞋……這是她們的男人被抓壯丁時留下的。現在，見物如見人，見物不見人，女人的心在流淚、在流血。此時，她們并不知道面前這位臉龐黝黑、穿著一身褪色軍裝的中年人就是谷文昌，但直覺告訴她們，這是一位古道熱腸、可以傾訴心聲的好人。
　　面對銅缽村女人那無助和痛楚的目光，谷文昌的心陣陣顫動，這些無辜的、苦命的女人，卻被當作“敵偽家屬”對待，她們承受著親人分離的苦痛和精神上的煎熬。谷文昌陷入了沉思。
　　不久，谷文昌擔任了縣委組織部部長。他了解到，東山島人口只有83000多人，而國民黨軍隊撤離東山前，先后三次抓丁就抓走4000多人，如果算上社會關系，兵災涉及的人數接近全縣總人口的一半，怎么可以把這些老百姓推到對立面呢？一個大膽而堅定的想法在他腦海中形成。
　　縣工委五人小組會議上，谷文昌鄭重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把“敵偽家屬”改成“兵災家屬”。這個問題實在太敏感了，有人擔心，這涉及政策定性問題，政治風險太大，會不會犯階級立場的錯誤。也有人擔心，現在東山剛解放，海面上很不平靜，島上敵特活動非常頻繁，誰能夠保證，敵特和這些國民黨兵的家屬沒有聯系？有人建議，以前從未遇到過這么棘手的難題，是不是報給上級，等上級有一個明確的意見再討論。
　　這是一次關系到兵災家屬政治命運的討論，作為倡議者，谷文昌承受著巨大壓力，也冒著極大風險。然而，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擔當。
　　谷文昌平緩而又堅定地闡述著自己的觀點：“這些被國民黨抓走的壯丁，出身和我們一樣，都是本分的、窮苦的農民，他們是被國民黨用刺刀強行擄走的。離開父母，拋妻別子，并非他們所愿，他們是受害者呀。他們的家人正承受著常人難以理解的痛苦。國民黨給她們帶來了災難，我們共產黨人必須救她們于苦難，她們生活在冰雪之中，我們不能雪上加霜，而應該雪中送炭！”谷文昌停頓片刻，接著說：“我想，只要我們做的事情對黨、對百姓有利，上級終究會理解和支持的。”谷文昌的一番話，打動了縣委一班人的心。
　　從此，在東山島，“敵偽家屬”改成了“兵災家屬”，“敵偽”、“兵災”兩字之差，天壤之別。這些原本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女人，猶如枯木逢春，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得到照顧，她們有了做人的尊嚴，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她們帶著感恩之心跟著黨走，帶著滿腔熱情建設新的家園，帶著希望期盼著親人的歸來。
　　黨愛人民，人民向黨。
　　“兵災家屬”這項德政的人心效應，在接下來的東山戰役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四
　　1953年7月15日晚11時30分，谷文昌（時任東山縣長）辦公室響起急促的電話鈴聲。電話是東山守備部隊公安80團團長游梅耀打來的：“老谷，我們召開一個緊急會議，請你速到我的指揮所來。”
　　指揮所內，氣氛凝重。游梅耀通報了福州軍區緊急電報的內容，今晚，敵艦艇十二艘、機帆船數十艘，載兵萬余從金門出發，有對我行大規模襲擾之企圖。根據判斷，國民黨軍隊大約出動了一個加強師，目標很可能就是東山島。由于守島部隊只有1200人，與進犯之敵力量對比懸殊，葉飛司令員電示，守島部隊可作機動防御，于16日晨4時以前撤出東山島。然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
　　游梅耀說：“我的意見是堅守東山島，等待大部隊的增援。地方黨政機關干部連同家屬，要在天亮以前全部撤出東山島，撤出時我派部隊負責掩護！”接著，他陳述堅守東山島的理由：“如果守島部隊撤出，國民黨軍隊登陸后就會利用我們挖好的坑道、修好的工事，給我們實施反擊造成很大麻煩。現在，我們進入坑道、工事，就能有效阻擊進犯之敵，為增援部隊贏得時間。”
　　谷文昌不停地吸著煙，聽完游梅耀的分析，他掐滅了煙頭：“我完全贊同游團長的分析。東山縣委、縣政府、東山的地方干部將會與守島部隊戰斗在一起，決不后撤一步。會后我們馬上做部署，各鄉鎮自衛隊、救護隊在執勤地區集合待命。機關干部、武工隊、民兵立即進入崗位，擔任戰勤和作戰任務，全力支援守島部隊。”
　　谷文昌的一番話堅定了游梅耀的決心，這位身經百戰的老紅軍高興地說：“好！雖然我只有1200名戰斗人員，可背后有83000東山人民的支持。我立即向葉飛司令員報告。”
　　谷文昌走出指揮所，他下意識地朝著海的方向望去，只見遠處，霧氣氤氳，透著幾分詭秘與莫測。眼前的村莊則顯得特別寂靜，寂靜得出奇，勞作了一天的村民們還沉浸在睡夢中。
　　東山解放三年來，島上軍民天天搞備戰，天天說“狼來了”，這回“狼”真的來了。
　　國民黨軍隊13000多人，由金門防衛部司令胡璉直接指揮，在海、空軍配合下，撲向東山島。
　　“高安號”驅逐艦，指揮艙內，胡璉的目光死死盯著軍用地圖，參謀人員隨時向他報告戰局進展情況。和共軍打了多年交道，他不敢掉以輕心。
　　此次攻打東山島的作戰意圖是，配合朝鮮戰場，對解放軍實行軍事上牽制，同時也是“反攻大陸”的一次前哨戰。作戰計劃是，用艦炮火力和航空兵火力掩護部隊登陸，在島之東南側分三路向北推進；同時空降一個支隊于島之北側，迅速占領東山島與大陸聯系的唯一通道八尺門渡口，切斷守島部隊的退路和堵截大陸部隊對東山島的增援；以突擊大隊突破解放軍守島部隊的前沿陣地，攻下200高地，然后插入縱深與傘兵會合，在四至八個小時內占領全島。
　　應該說，單純從軍事角度上看，這一作戰計劃堪稱嚴密。然而，這個計劃忽略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民心民力對戰場的影響。
　　在激烈的守島阻擊戰中，剛剛解放三年的東山人民用英勇的行動保衛新生的政權，支援守島部隊。他（她）們冒著槍林彈雨，為堅守陣地的部隊源源不斷地送上彈藥，挑來一擔擔開水、一桶桶地瓜粥，用擔架抬下一個個受傷的戰士。而這其中，有不少就是“兵災家屬”。
　　距離200高地不遠的石壇村，有位中年婦女，把兩名來不及轉移的負傷戰士藏在家里，用珍藏了十年的一塊嫁妝紅布給傷員包扎好傷口，并機智地與前來搜查的國民黨官兵周旋，成功地掩護了負傷的戰士。這位中年婦女被解放軍戰士親切地稱為“海防戰士的媽媽”，她的名字叫劉杏，丈夫被國民黨抓丁去了臺灣。
　　16日晨，一股國民黨部隊占領了東沈村。這時，鄉長和幾位干部因忙于安排支前，來不及轉移，在一位村婦的幫助下，隱蔽在民兵隊部的隔壁幾間草房里。這股國民黨部隊包圍了這位村婦的房子，并架起四挺機槍，因為這棟房子墻壁上寫著“民兵隊部”的字樣。國民黨兵用刺刀對著村婦，逼她說出民兵、干部隱藏的地方。村婦沉著冷靜地說：“我是一個寡婦，自己都顧不了，還顧得上什么民兵干部。我的兒子被你們抓去當兵，你們可認得他？”國民黨兵認為她是“國軍軍屬”，又是寡婦，只好放了她。這位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干部的村婦，名字叫葉明花，她的兒子也在1950年被國民黨抓了壯丁。
　　錢崗村一位叫林保桃的“兵災家屬”，丈夫孫羅仔1950年被國民黨抓壯丁，這次也隨國民黨部隊登島。他望著熟悉的家鄉，特別思念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可是，他又擔心回家后有生命危險，還會連累家人。經過內心的痛苦掙扎，終于決定豁出去。他利用夜幕掩護，順著水溝悄悄潛回家。他本想和妻子、女兒見上一面就走，可是，“相見時難別亦難”，久別重逢的夫妻相擁痛哭。林保桃告訴丈夫，東山解放以后，家里沒有因為他被國民黨抓壯丁而受到歧視，而是作為“兵災家屬”得到政府的照顧。家里不僅分到了土地，自己還當上了村長。終于，孫羅仔在妻子的勸說下，打消了驚恐和疑慮，留在了親人的身邊。
　　再回到停泊在海上的“高安號”。軍事地圖上的攻防標示，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讓胡璉萬萬沒有想到，在東山百姓的支持下，裝備簡陋的共軍守備部隊，始終像釘子一樣牢牢釘在島上核心陣地上，一直堅守到援軍的到來。空降到八尺門的傘兵，也被分割包圍殲滅，他的“切斷共軍守島部隊退路和堵截大陸部隊對東山島增援”的計劃破產了。16日上午11時，解放軍31軍91師272團就渡過八尺門海峽登島作戰。17日凌晨，增援的大部隊已像潮水般涌上海島。他無奈地下達命令：“留下部分部隊阻擊增援的共軍，掩護主力向海灘撤退。”17日晚上7時，胡璉的艦隊帶著退下來的登島部隊倉皇撤離東山，來不及上船的數千名“弟兄”在湖尾海灘，全部被解放軍“繳槍不殺”。
　　毛澤東獲悉東山保衛戰勝利的消息，高興地說：“東山保衛戰的勝利，不光是東山的勝利，也不光是福建的勝利，而是全國的勝利。”
　　十天之后，《朝鮮停戰協定》簽訂。東山戰役之后，國民黨軍隊停止了對大陸的軍事行動。
　　從硝煙彌漫的東山戰役，回到寂靜而凝重的寡婦村展覽館，我凝視著掛在墻上一幅幅當年丈夫被抓壯丁的“寡婦”照片，她們是林秀真、林秀春、林寶月、林招玉……每個“寡婦”都有年輕與年老時的對比照，一個是年輕美麗、眼中帶著清純的村姑，一個是滿面皺紋、眼中飽含滄桑的老阿婆，這強烈的反差讓人感到一種發自心底的痛。她們本該有屬于自己的美好而平凡的人生，1950年那場兵災改變了她們的命運。她們是不幸的，國民黨軍隊給她們造成深重的苦難；她們又是幸運的，共產黨的德政溫暖慰藉了她們的心。她們由衷地感謝共產黨，感謝共產黨派來了谷文昌這樣的好干部。
　　（下轉4版）
　　（上接3版）
　　我想，香爐或許就是這當中的哪位阿婆送的。于是，悄聲問黃館長：“這些老人還健在嗎？我方便去拜訪她們嗎？”黃館長告訴我：“現在村里還有六七位健在的阿婆，但她們都年事已高，記憶也都模糊了。”我明白了，我不忍心再去打攪老人們歸于平靜的生活。
　　香爐的線索又斷了。
　　黃館長把我帶到了工作室，按家鄉的風俗，熱情地請我喝功夫茶。我們邊喝茶，邊繼續聊著。黃館長不經意中向我談起了一件事情：“谷書記去世以后，他的妻子史英萍曾經兩次來到銅缽村，關心著兵災家屬的命運。她每次都是自己掏錢買車票從漳州坐公交車來的。聽說，她還用離休金先后救助過六個貧困大學生。谷書記家風好啊！”
　　六個貧困大學生？黃館長的話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曾經在《閩南日報》看到的一篇通訊。
五
　　這里介紹的是我市一位不愿意讓人知道姓名的離休女干部的感人事跡。這位老大娘過去曾以自己的綿薄之力，資助一位山區學生上福建林學院讀完4年書；去年又每月寄贈200元幫助一位在廈門鷺江大學就讀的女學生；今年再拿出離休金長期資助福建師大六位特困生。她以共產黨員的寬廣胸懷，以一顆純樸的母愛之心，譜寫了一曲催人淚下的精神文明贊歌。
　　這是1996年12月26日發表在《閩南日報》一篇通訊的編者按。記者飽含深情地記敘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那年夏天，福建師大美術教育專業來自貴州省平壩縣的布依族學生劉興彪，把自己精心創作的一幅《慈祥的母親》油畫，郵寄給漳州一位離休老大娘。那位大學生和漳州這位老大娘遠距千里，素不相識，為何要為她作畫，稱她為“慈祥的母親”？
　　大娘是漳州一位已故地專級干部的遺孀，離休已十幾年了。一天，她在家翻閱報紙，看到一篇《清苦不減求學志——福建師大幾位特困生紀實》的通訊報道，文章記述了六位特困生有的因父親病故、母親生病，有的因家里太窮，沒辦法供他們上學的生活費，每餐僅4角飯錢、一小碟青菜。大娘看了報道，一陣陣心酸。這年3月，這位老大娘把自己省吃儉用節余的1000元，寄給寫那篇報道的記者，請他轉給福師大六位特困學生，并從4月份開始，每月寄300元補貼這六位特困生的伙食費。
　　當記者得知這位老大娘的真名實姓和住址登門拜訪她時，老大娘那純樸愛心和坦蕩胸懷更令人感動。她家住的房子，是當年龍溪地委分給他們住的舊房，一直沒有裝修；家具也是六七十年代的；她穿的還是當年“解放牌”衣褲。原先她每天買一瓶牛奶，為了資助特困生，把牛奶也停了，一日三餐粗菜淡飯。她說現在這樣的生活已經很好很滿足了。
　　在這篇通訊的最后，記者寫道“請原諒，讀到這里，你們還不知道這位年過七旬、德高望重的老大娘叫什么名字，因為我向她作了‘必須保密’的承諾。”
　　多么干凈的思想，多么美好的心靈，多么可敬的母親啊！我想，我已經猜到了這位老人是誰。為了證實，也為了追尋，我走訪了當年采寫這篇通訊的記者，他已退休多年，名字叫許崇安。
　　老許向我詳細介紹了采訪這位母親的經過，最后，他告訴我，這位母親就是谷文昌的妻子史英萍。史英萍當時再三交代不要透露她的名字，她說：“老谷在，一定會支持我這樣做的。”
　　我不由想起之前采寫谷文昌的通訊時了解到的幾個感人細節。
　　谷文昌在東山擔任縣委書記時，有一次女兒谷哲芬看電影回家，高興地向家人介紹電影有多么好看，說得興致正濃，誰知谷文昌冷不丁問了一句：“誰給你買的票？”谷哲芬一愣，照實說：“我沒錢，收票的叔叔知道我是你的女兒，放我進去。”谷文昌生氣了：“看電影怎么可以不買票呢？縣委書記的孩子也得按規矩買票。”隨即拿出1角錢讓谷哲芬去補票。有一回，長子谷豫閩趁谷文昌不在家，把公家配給谷文昌的自行車推出去騎著玩，在街上被谷文昌看到了，平時疼愛孩子的谷文昌這回非常生氣，嚴肅批評了谷豫閩：“這車是公家配給我工作用的，你怎么可以動？怎么能公私不分呢？”
　　1964年，谷文昌調任省林業廳副廳長時，縣里有關部門提議，把在縣財政局當臨時工的大女兒谷哲慧轉正后一起到省城去，被谷文昌一口回絕：“組織上調的是我，不是我的孩子，還是讓她留在東山鍛煉吧。”
　　史英萍是南下干部，解放初即任東山縣民政科科長，1952年轉薪時定為行政18級，此后其職務和工資都未提升過，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三年即1984年才按政策升為行政17級，也就是32年才晉一級。史英萍當了多年的婦聯主任，又有相當的文化程度，可每次縣領導班子有人提出給史英萍提職、提級，都讓谷文昌給壓下來了。
　　谷文昌帶領東山人民種下了成千上萬畝的木麻黃，可一家子吃飯用的桌子還是一張小石桌，坐的還是竹子做的椅子。一位林業干部實在看不下去，就到林場，撿了一些木頭邊角廢料，給谷文昌做了一張小木桌。當他把小木桌送到谷文昌家里時，被谷文昌堅決退掉了。過后他對史英萍說：“如果我做一張木桌子，下面就會做幾十張、幾百張，我犯小錯誤，下面就會犯大錯誤。”人們還記得，谷文昌來到東山工作的時候，帶著一只隨身南下的舊皮箱，14年后調離東山時，帶走的還是那只舊皮箱，還有兩罐史英萍親手腌制的咸菜。
　　1980年12月，谷文昌身體每況愈下，此時癌細胞已經擴散，他在東山時的通訊員朱才茂前往探望，忍不住哭了出來，谷文昌倒過來安慰他：“別難過，我的情況還好。”谷文昌讓史英萍在背后墊了一個枕頭，支撐著坐起來，吃力地叮囑朱才茂：“我這次到上海看病，得知木麻黃壽命只有七八十年。你回東山后一定要讓林業部門想辦法，抓好更新換代，否則將來東山百姓要再受風沙之苦了。”這是他臨終前的最后牽掛。
　　一個月之后，谷文昌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在生命彌留之際，當家人俯在他耳旁問他有什么交代時，他眼里噙著淚水，斷斷續續地說：“我想……回東山去……”
　　根據谷文昌生前遺愿和東山百姓要求，1987年7月，東山縣委縣政府把谷文昌的骨灰接回東山，安放在位于山口村的赤山林場一個山丘上，這是當年他帶領東山人民植樹造林鎖住風口的地方。
　　谷文昌去世時，身邊只留下700元。史英萍在谷文昌去世后一周內就拆除了家中的電話，連同自行車一并上交，“這是老谷生前的交代”。史英萍去世后，子女們懇求領導春節不要再來家里慰問，認為“沒有資格再享受了”。除此之外，全家人未向組織提出過一件要求照顧的事項。
　　人們正是從這樣一件件的“細節”“小事”，看到了谷文昌“不帶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為人民”的內心世界和崇高品格。這樣的好官，百姓由衷地信服和愛戴。
　　我的思緒回到了史英萍生前最后幫助的六位大學生。我詢問老許：“谷書記墳前有一個用花崗巖雕刻的香爐，那個香爐會不會是這六位大學生中的哪位家長敬獻的呢？”老許沉默片刻，告訴我：“不太可能，因為這些學生都來自外地，而且，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位母親的身份，更不知道她是谷文昌的妻子。”
　　我明白了。我忽然覺著，有沒有找到香爐的捐獻者，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尋到香爐背后更為珍貴的東西。
六
　　當年，白埕沙丘上那九株給谷文昌帶來綠色希望的木麻黃，現在已是蒼勁的大樹，50多年櫛風沐雨，依然枝繁葉茂、郁郁蔥蔥。它見證了谷文昌帶領東山人民植樹造林、治服風沙的艱辛歷程，見證了東山島的巨變。
　　九棵大樹的背后，是浩瀚的林海。一排排木麻黃像戰士一樣，肩挨著肩，手挽著手，形成一道道迎擊風沙的綠色屏障。我仰望著斑駁而粗壯的木麻黃，感受著它的可貴氣質和品格。它扎根沙丘荒灘，汲取著大地水分和營養，在艱苦的環境中頑強地生長；它不懼風沙，不懼鹽堿，不懼干旱，成為擋風固沙的先鋒樹種；它樸實無華，正直而挺拔，默默地奉獻著一生。這不正是谷文昌的品格嗎？
　　我從一棵樹，走近一個人，走進一個共產黨人磊落而無私的精神世界。
　　記得一位哲人說過，人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生命的意義在于創造比生命更為久遠的東西。谷文昌的生命是有厚度、有熱度的，他在東山一干就是14年，沒有絲毫的短期行為，沒有絲毫的表面文章，沒有絲毫的浮躁心態。他鍥而不舍，帶領東山人民徹底埋葬了風沙災害，使昔日的荒島、死島、苦島變成了東海綠洲，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然而他始終用權以廉、持身以正，不僅嚴于律己，還嚴于律家。
　　“政聲人去后，豐碑在民間”。在谷文昌身上，體現了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統一，優良傳統和時代精神的高度契合。他不僅留下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且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詩人臧克家說過：“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谷文昌永遠活在東山人民的心中。他的事業得到永續，他的精神得到永續。
　　我來到谷文昌墳前，燒了一炷香，輕輕插在那花崗巖香爐上。我又點上一根煙，放在香爐旁，谷書記生前愛吸煙。
　　佇立在谷文昌塑像跟前，我看到他正傾聽著萬頃松濤，深情地守望著心靈的故鄉。
　　谷書記你可看到，寶島風沙靜，玉蝶煥異彩；
疊翠擁層巒，林濤接碧海；五洲賓朋聚，美景勝蓬萊。
　　谷書記你可看到，今之東山，氣勢如虹；
長橋跨海，路衢暢通；巨輪交匯，港灣繁榮；
物阜民康，百業興隆。
　　
我仰望著谷文昌塑像，從心底流淌出一道道熾熱的詩行：
谷書記你沒有離開東山，東山百姓把你放在心坎。
　　你是那挺拔的木麻黃，扎根荒灘翠染山崗。
　　你是那綠色的長城，把美麗蝶島悉心護防。

谷書記你沒有離開東山，東山百姓把你放在心坎。
你立下了無悔的誓言，不制服風沙就讓風沙把我埋葬。
你踐行了莊嚴的承諾，共產黨人要救民于苦難！

谷書記你沒有離開東山，東山百姓把你放在心坎。
你是一面無私的明鏡，照清每個人的衣冠。
你的精神穿越時空，化作催人奮進的能量。

谷書記你沒有離開東山，東山百姓把你放在心坎。
你那無限眷戀的雙眸，把心靈故鄉深情守望。
你永遠和我們在一起，依然穿著那件褪色的軍裝。
　　（作者系中央黨校特約研究員、福建省人大常委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