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7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顯示，70個大中城市房價環比上漲的個數繼續增加，漲幅已連續4個月“翻紅”。此外， 一線城市依然是房價上漲的“領頭羊”，京滬深房價均超去年同期。

　　對于不少還在期待買房的年輕人來說，這或許不是一個好消息。但記者采訪發現，一些年輕人或是主動或是被動地已經加入了“不買房一族”。

　　中國社科院于去年12月24日發布的《社會藍皮書:201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也顯示，更看重個人價值的90后大學畢業生可能成為“不買房一代”，他們更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而不愿做房奴。據國際在線報道稱，藍皮書在調查時還曾設定一個情境：給這些年輕人一筆相當于住房首付的錢，他們是否會選擇買房？結果顯示，有超一半的人沒有選擇買房，而是會選擇創業，或做更有成就感的事情。

　　多數年輕人很難“一步跨到”買房階段

　　“對于大多數剛從校園里走出來的年輕人而言，買房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汪利娜說，工作尚不穩定，收入不高，個人也沒有足夠金融資產積累，如果沒有來自家庭的經濟支持，年輕人很難“一步跨到”買房階段。

　　這一點，在大城市表現得尤為明顯。2014年12月，共青團北京市委發布的《北京青年就業人員的住房狀況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大約1/4的北京青年就業者處于“月光族”或“負翁”狀態，只有38.9%的“富余者”和28.2%的“小有結余者”居住在自有房屋中。而其余大多數人，還在為存錢湊購房首付款而努力。

　　“高額的房價，讓青年備感焦慮。”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青少年與社會問題研究室主任李春玲是《報告》的撰寫者之一。她說，在北京這樣高生活成本的特大型城市，將近一半的受訪青年認為，“房貸或房租”是日常開支中最大的一筆。在支付了房租和日常生活開支后，大部分受訪者每月余款“所剩無幾”，難以湊齊首付款。

　　此外，戶口也成為一些大城市限制青年買房的“門檻”。

　　以北京為例，《報告》顯示，參與調查的青年人群中，60.9%的管理人員、56%的專業技術人員、44.3%的辦事人員和61.4%的藍領工人，戶口都在外地。

　　“無論他們是否獲得北京戶口，都需要在北京居住，或是購房，或是租房。”李春玲說。2011年，北京市公布了關于貫徹新“國八條”的“京十五條”。新政規定，非北京市戶籍居民家庭、無法提供本市有效暫住證和連續5年(含)以上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繳納證明的非北京市戶籍居民家庭，暫停在京向其售房。

　　“這也導致很多‘北漂’青年，連買房的資格都沒有。”李春玲說。

　　“幾乎每個租房青年都有過一段辛酸史”

　　買不起房或買不了房，租房自然成為很多年輕人解決居住問題的首選。然而，現實情況是，很多人了解生存艱辛的第一課，也是租房。

　　“幾乎每個租房青年都有過一段辛酸史。”李春玲說，“比如房屋中介的欺瞞行為、房東漲房租的要求、居住條件差等，都可能成為他們生活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報告》中反映出的北京年輕人的住房情況，曾一度讓李春玲感到“意外和吃驚”。

　　《報告》顯示，租房或住集體宿舍的青年就業者，比重達到被調查者的近2/3。樓房雖是首選，但也有不少人住在地下室或平房。其中，農民青年租住平房或地下室的比例接近2/3，藍領工人的比例也超過4成，另有近20%的管理人員、近15%的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也是住在地下室或平房。

　　調查還顯示，超過一半受訪者的租房形式是合租。近1/3的藍領工人、約1/5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16.5%的管理人員，租住的房子在11平方米以下。

　　流動性強則是這些租房青年面臨的另一個挑戰：《報告》稱，平均每7.2個月，他們就要搬一次家。

　　“蟻族”概念的提出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廉思長期從事青年住房現象研究。他在“北京市青年住房狀況調查”中發現，近5000個受訪者中，租住在保障性、政策性住房里的青年仍然很少，只占4.6%，而群租房、低矮平房及地下室等“非正規房源”，占據相當比例。

　　完善租房市場，能給青年更多可能

　　面對一些青年“自愿不買房”的選擇，汪利娜認為，這是中國人傳統的置業觀念在改變。在她看來，當今社會，年輕人工作流動性強、新機遇多，“確實沒有必要將自己的未來全部拴在房子上”。而此時，完善租房市場就變得更加迫切。

　　“在國外，租房是很普遍的事情，很多人一輩子都不買房。” 據汪利娜介紹，眾多發達國家的住宅自有率并不高，美國住宅自有率為66%左右，而德國僅為40%到50%。像紐約這樣的國際化大城市，住宅自有率僅32%。

　　但汪利娜強調，國外之所以能比較瀟灑、大膽地靠租房過一輩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地租房體系已經成熟，租房和買房的性價比沒有太大差別，并且，還有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進行約束。

　　盡管我國多年前就推出了“公租房”政策，但汪利娜認為，目前“公租房”由于地段遠、人員比較雜、配套設施不到位等諸多短板，導致其運營狀態并不理想。她認為，政府應著力發動民間力量，有效利用社會上的閑置房源。

　　“目前，很多人擁有兩套房、三套房，民間的存量房分布是廣泛的，如果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可以大大降低上班、通勤的時間。”汪利娜認為，政府不需要什么事都代替市場去做，可以考慮用經濟手段去“盤活”它，引導社會提供有用的房源。

　　她建議，政府不妨對提供租賃服務的房主少征或免征部分稅金，還可以通過網絡、報紙、廣告等形式，給租賃雙方提供平臺，方便他們自行交流。

　　汪利娜還提出，政府也應在“規范中介服務”方面下功夫。“比如，在國外，租房的價格是要參考全市的平均價的，只允許三年漲一次，不能大漲大落。” 汪利娜說，“同時，對服務費用也要進行合理限制。”

　　“租賃市場，就是要彌補售房市場的缺陷。” 汪利娜說。李春玲認為，緩解青年住房困難，是提高青年社會滿意度和個人幸福感的有效手段。“在‘無房一族’越來越多的今天，逐步改變租房青年的窘迫生活狀態，是政府應該做的”。(李林 王書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