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晚年在其著作《孟子字義疏證》中提出“以理殺人”的觀點

    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戴震以考據學的輝煌成就而震炫世人之耳目，被稱為“乾隆學者第一人”（章學誠語）；但同時他在晚年著作《孟子字義疏證》中猛烈批判宋明理學“以理殺人”，從而引發了后世的諸多爭議。

    戴震為何提出“以理殺人”說

    自明代中后期以來，由于程朱理學的腐朽僵化，整個社會層面反對理學﹑呼吁人性解放的思想潮流已漸蔚然成風。進入清代，學者厭棄理學的空疏無用，不能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紛紛投入各種“經世實學”的研究之中。可以說，理學在清代已成為“已陳之芻狗”。但詭異的是，清代統治者為壓制異己﹑禁錮思想起見，繼續大肆推崇程朱理學，將其樹立為官方的正統學術。康熙時以“賣友”而著稱于世的“理學名臣”李光地，奉承清朝的統治是“治統與道統合一”。此后，清代諸帝如雍正﹑乾隆等便儼然以“君師合一”的“圣君”自居，在“天理”的名義下行其苛酷之治術。理學在清代已不成學術，而淪為帝王駕馭臣民的統治術，在這樣的情勢下，戴震以考證字義的形式痛詆理學，直斥“今之儒者”“以理殺人”，無疑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

    戴震認為，先秦儒學之“理”不同于宋明理學之“理”。在先秦儒學中，“理”是事物之條理和秩序，“理”和情感﹑欲望融合為一體，在一定意義上，情感和欲望的合理滿足就是“理”的表現，這也就是古代圣賢能“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的主要原因。宋明理學的“理”則是抽象的先驗原則，與現實世界漠不相關，更與人的情感﹑欲望直接對立。宋儒將這種“理”百般比附，號稱是直接孔孟心傳，但實際上只是道家莊學“真宰”和佛學“真空”概念的變形和化身。宋儒之“理”既不與實際事物相關，也就沒有一定的尺度和標準可以遵循，充其量只是出于個人胸臆之私的“意見”而已。在一個“意見”充斥的世界里，人人宣稱自己掌握了“天理”，貴以責賤，尊以責卑，長以責幼，而賤者﹑卑者﹑幼者則含冤莫名，毫無申訴的余地。宋儒之“理”名為道德原則，其實“嚴于商（鞅）﹑韓（非）之法”，宋學“以理殺人”也就是題中之義了。

    如何正確認識戴震的“以理殺人”說

    戴震對宋明理學的批判鞭辟入里，影響深遠。至今還有人根據戴震的“以理殺人”說，認定理學是中世紀思想的殘余，應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但是，這一看法不利于認識戴震思想的全貌。

    戴震批評宋儒，并不說明戴震的思想與宋學毫無關聯。與戴震同時代的浙東學派史學家章學誠就指出，戴震之學是“朱氏（朱熹）數傳而后起者”。后起者卻要批評先行者，這其中的道理，除了章學誠所說的“心術”（漢宋學的門戶之見）之外，恐怕主要還是憤慨于明清時期的官學化理學對人民的壓制作用。在戴震的著作中，盡管處處明斥程朱，但實際的批判鋒芒是指向明清“后儒”，引而不發的批判對象則是以“天理”化身自居的明清帝王，“程朱”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文化符號和虛擬的箭靶。

    怎樣評價戴震思想及其學術地位

    在清代人眼里，戴震首先是乾嘉時期杰出的考據學大師。他一生勤學，著述不倦，晚年入“四庫館”校書，據說《四庫全書》中的“經部”之書皆經他手定。清代考據學雖由顧炎武等人發軔，但到了戴震這里才形成完整的理論和清晰的治學方向。戴震指出，治學必須由訓詁﹑音韻等“小學”入手，先通字義而后了解義理，象宋明理學家那樣單純注重精神修養是無助于理解儒家之“道”的。清代經學家基本上接受了戴震的理論，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引之等人都是杰出的文字學家，對清代學術有重大貢獻。直到民國時的胡適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其中還可以依稀看出戴震考據學方法論的影響。

    戴震雖以考據學大師著稱于世，但他本人更為看重的是自己的“義理之學”。在乾嘉樸學重考據而輕思想的時代氛圍中，他的“義理之學”并不受重視。當時的學者普遍沉迷于繁瑣考證的風氣之中，對哲學思辨不感興趣，認為戴震指斥宋儒﹑談論義理只是標新立異，存心與宋學作對，是學術精神不夠純粹的表現。但是到了清末民初時期，隨著時代風氣的轉變，戴震的哲學思想忽然一躍成為近代中國人文主義思想的先驅，好評如潮。這其中如梁啟超贊頌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是以“情感哲學”取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章太炎則推許顏元與戴震為“叔世之大儒”。在近代以來的文化巨子中，魯迅對中國舊文化黑幕的批判深度與高度至今無人企及，他以小說﹑散文的形式揭露“吃人的舊禮教”，其思想脈絡也明顯與戴震的“以理殺人”說一脈相承。（見許蘇民著《戴震與中國文化》）

    戴震重視理性，倡導實事求是的求知方法，是儒家傳統中“智識主義”（余英時語）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先驅，他同時代人稱頌他“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梁啟超則稱他“欲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這應該是對戴震思想最恰當的評價。

（作者：周建剛 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