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太廣

我上小學時，公社衛生院是必經的地方。院墻上用白石灰書寫著“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除四害，講衛生”、“瘧疾蚊子傳，吃藥不要錢，得了瘧疾病，快找衛生員”等宣傳標語，不僅使我難以忘懷，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農村的衛生防疫、疾病防治、合作醫療工作并沒有放松。我記得公社衛生院負責防疫工作的張立志，高個、平頭、愛說笑話，經常到我們學校給學生接種疫苗、發小兒麻痹糖丸等，尤其是對得了瘧疾病的患者，他堅持“送藥到手，看服到口，咽了再走”，不讓患者留藥、捎藥、多吃或少吃藥。在俺莊，我還經常看見他穿著白大褂帶著一群人檢查滅蚊、滅蠅、滅鼠和環境衛生等工作。

水屯公社衛生院是原來的鐵工廠，我記事時，院里還放著成堆的鐵塊，曾有一臺銹跡斑斑的“康拜因”聯合收割機。東邊大車間改成了衛生院的病房，南邊一排平房是門診室、化驗室、X光室、外科室和藥房，院內是藥劑室、倉庫和醫護人員的住室。我放學后，經常到衛生院的伙房旁邊撿煤渣，到東邊的垃圾場撿裝針劑的紙盒子，拿回去當文具盒用，如果看見一堆堆苦味刺鼻的藥渣上有紅棗就撿起來吃掉，看見一沓沓的藥方就拾起來當演草紙用。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春天，我和小伙伴在我家屋子西頭的一棵大桑樹上摘桑葚，看著紫里透紅的桑葚，也不顧上邊亂爬的綠頭蒼蠅，不停地摘，盡情地吃，可是到了夜里，我嘔吐不止，吐了酸水吐黃水，吐了黃水吐血水。全家人都急了，連夜把我送到公社衛生院治療。當我醒來時已是第二天的中午，看到白色的天花板，看到床頭上方掛的吊瓶，看到旁邊守候的母親和姐姐，看到穿白大褂的醫生和護士，我才明白了一切，他們見我蘇醒了也都高興起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住院，也使我感受到了醫生的熱忱和護士的辛苦。

我在水屯高中上學時，經常路過公社衛生院，不時見到門診室外邊有觸電、溺水、農藥中毒的急救場面，有的醫生給患者做人工呼吸，有的給服毒者灌肥皂水，有的給病人聽診……我從心里就對醫生產生了一種敬佩之感。

1974年，水屯公社衛生院請赤腳醫生到公社衛生院參加斗、批、改，同時派衛生院的醫務人員到大隊當赤腳醫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社衛生院陳巧梅到劉付漢大隊衛生室鍛煉。劉付漢大隊的赤腳醫生臧景奎，因為醫術較高、素質較好、能力較強，被公社衛生院聘為副院長，還專門到水屯高中為我們講解醫療衛生常識。臧景奎進公社衛生院的最大成績是他把對貧下中農的樸素感情、熱愛勞動的優良習性、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的理念帶進去，促進了公社衛生院醫務人員的思想建設。

1975年，我到公社機關工作后，去衛生院幫別人開藥、取藥、請醫生、護士的次數較多，使我對衛生院，尤其是對院長張陽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張陽生是從部隊轉業的軍醫，經常穿一身淡黃色的舊軍裝。他面帶微笑，對人親和，性格開朗，平易近人。雖是南方人，但他說話也能聽得懂，人們不叫他張院長，而叫他“張蠻子”，他也很樂意。

張陽生的辦公室很簡陋，靠窗戶的地方擺放著一張紫紅色的老式三斗桌，抽屜上的蝴蝶型黃銅拉手閃著亮光，桌子的右側是一張床，上面放著兩條藍白相間的花格子土布棉被，破舊的床單耷拉在床梆上，屋里左側是一個文件柜，柜子上鑲著玻璃，里面放著醫學書籍、文件和資料。墻上貼著“毛主席語錄”和各種衛生宣傳畫、人體解剖圖、衛生防疫工作圖表等。

張陽生不僅對人熱情，工作認真負責，而且醫術高明，形容他把病人當親人一點都不過分。那時候，農村人一般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著見閻王”。有的因病致貧、有的因病返貧、有的本來就貧，一沒錢二沒藥，得了病沒辦法，張陽生經常自費為病號提供吃、住，對經濟有困難的患者捐款捐物。

有一次，新生大隊一位患腸梗阻的病人在家耽誤太久，送到公社衛生院時人已深度昏迷，生命垂危。張陽生立即組織醫護人員全力搶救，卻不見轉機，患者家屬找到張陽生說：“張院長，算了！您已盡心了，俺沒啥說的，俺想趁早把病人抬回去準備后事，不能讓他在外面咽氣呀！”然而，張陽生并沒有答應家屬的要求。他說：“只要還有一線希望，我們就得百倍努力！”就這樣，他們經過五個多小時奮力搶救，終于把那個患者從死亡線上拽了回來。二十多天后，康復出院的患者逢人就說：“哎，我命大，沒死了！要不是張院長救我，我恐怕早就見閻王了，哈哈！”

張陽生靠自己高超的醫療技術、深情的濟世情懷、卓越的管理才能、閃光的資歷閱歷，使水屯公社衛生院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成為在全縣乃至全地區有名的公社衛生院。

到了1978年，水屯公社衛生院搬進了寬闊的水屯公社機關大院，這給衛生院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尤其是2003年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后，一下子改變了農民“有病不看”的習慣，農民在此看病也可以報銷領錢，這不僅激活了鄉鎮衛生院，增加了設備的投入，還增加了經濟效益，提高了醫療服務水平，改善了農民的健康狀況，促進了城鄉協調發展，鄉鎮衛生院正在向著更加科學有序的方向發展。